環境論文發表論如何加強我國環境保護意識

　　論文摘要：從壟斷水平的視角觀察產業發展的生態與經濟福利，本文發現：盡管中美制造業較高的凈利潤率反映雙方在不同行業領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壟斷性，但壟斷的表現和根源卻不盡相同。

　　關鍵詞：環境成本,競爭力,產業發展

　　引言

　　環境成本與競爭力的關系研究對可持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面，環境成本的內生化是否有助于降低企業內部的“效率”，取決于環境成本如何影響企業的競爭力模式;另一方面，競爭力增長中如何使用環境要素也對生態、經濟利益產生深刻的影響。本文通過分析中美產業發展中基于環境成本沖擊的競爭力模式差異，驗證指出中美產業競爭力的差異更多源自要素稟賦上的不同，而非簡單追求更低的環境成本，從而有必要重新審視環境成本沖擊下的中國產業競爭力增長路徑。

　　基于環境成本的競爭力模式研究對可持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從理論意義上講，交納庇古稅、支出防護性環境成本以及將生態環境做為生產要素，是經濟過程內化生態環境價值的方式，從而帶來環境成本沖擊的三種經濟效應：環境惡化的社會成本效應，內生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效應，環境作為生產要素的內生增長效應。依據不同經濟效應的競爭力模式產生不同的“成本—收益”配比，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影響內生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從實踐層面來看，環境成本的壓力是否有助于降低企業內部的“效率”(企業內部廣泛存在的低效率資源配置現象)(Porter，1991;Altman，1997)，取決于企業如何對資本、人力、技術及污染治理方式進行組合，以培育自身獨特的競爭力優勢。趙細康(2003)基于中美產業的比較表明：“中美之間的產業分工變化似乎是美國反而朝著污染產業的方向發展，而中國則相反，其清潔產業的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等學者對南北國家間產業變遷的比較也有相似的結論。但關于這種差異的原因及其影響，相關文獻都缺乏論述。因此，本文嘗試從中美產業污染與國際競爭力的實證出發，揭示中美雙方產業如何依據自身技術、資本和人力的狀況，對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來達到不同的“成本—收益”配比，以及中美間競爭力模式的差異對污染排放強度、競爭力水平以及福利狀況的影響。

　　中美產業發展中的環境成本壓力比較

　　從企業成本的角度觀察，生產和勞務中生態破壞的“虛擬環境成本”需要交納庇古稅加以補償，為防止和消除生態負面影響而實際支付的“防護性環保費用”則體現為污染治理資本支出(PACE)和污染治理運行費用(PAOC)。產業環境保護強度(ERS)作為環境保護的現狀及環境保護努力程度的函數，反映了環保壓力下行業生產中污染排放強度(M&W分類)與環保支出間的對應關系。趙細康在《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2003)中提供了1991-1999年間中美部分行業的ERS與M&W計算值的比較，本文使用相似的計算原理，計算了2001-2005年間中美部分行業ERS與M&W值的對應關系。由于ERS值越大，企業環保的強度也越高;同時M&W指數越接近1，其在全部行業中所處的污染排位也越靠前。本文的計算結果支持了趙細康(2003)的結論：“產業的污染排放強度越高，其環境保護強度相應也越大。”并顯示出ERS和M&W值之間的三類典型關系：第一，中國煤炭與美國食品業相對較低的M&W值導致高邊際污染消減費用(MAC)，從而限制了其ERS值;第二，中國火電與美國石油煤炭、化學工業相對較高的M&W值帶來很強的ERS值;第三，中國石油業的高ERS值明顯促成了其M&W分類值的下降。從而表明，隨著中美產業整體污染消減支出的快速增長，ERS與M&W值的對應關系顯示雙方產業發展中不斷增加的環境成本負擔。由此，企業必須依據自身在競爭中的盈利能力與污染消減的效率，對最優的污染排放量與環境保護強度作出權衡。

　　中美產業發展的福利水平比較

　　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下，中美產業發展的福利水平涵蓋了經濟與生態的雙重收益。首先，觀察行業生產的生態福利，選取中美間具可比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5和10PM可懸浮顆粒物排放量”，不論是凈排放量還是單位產出的污染排放量，美國行業的清潔度都更高。其次，為了考察污染排放與行業產值、污染消減與環保費用的相互關系，本文設計了污染治理效率(PE)指標，并對部分中國樣本行業進行測算，如表1。結果顯示，盡管中國工業生產的清潔度低于美國，但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很快，同時ERS值越高的行業，其PE值增長地也越迅速。再次，從行業的利潤水平來看，1985-2002年間，美國、日本和德國制造業的平均銷售凈利率分別為4.61%、1.81%和1.79%，1990-2006中國制造業的平均銷售凈利率為4.13%，中美制造業的利潤率水平都明顯高于日德。最后，考察產業發展中環境成本優勢對貿易的影響，本文研究了中美在污染方面的貿易利益差別。分類2004、2005年間中美間貿易商品的產業類型，在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項目下，中國工業26個分行業的出口與進口商品污染排放量、單位產值排污量的結果如表2。結果顯示，當中美間貿易商品依照中國產業污染水平進行計量時，中國出口商品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量小于進口商品，證明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產業發展趨于更低污染排放強度的行業類型，中美貿易體現出國際產業分工的環境成本比較優勢。但貿易順差造成中國出口品的污染物總量仍遠大于進口品在國內生產所可能產生的污染量。

　　中美產業發展的競爭力模式差異

　　(一)從“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從“成本—收益”的形態上看，美國產業發展趨向“高成本—高收益”的配比，盡管高M&W行業的快速發展導致數額龐大的污染消減支出(PAE)，但這些行業的銷售凈利率也較高;而中國的產業發展則趨向更高清潔度，以避免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受到環境因素的沖擊。本文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美國制造業的技術與人力資本優勢，計算1992～2005美國石油煤炭、化學行業的勞動生產率(LP)和R&D效益(RDE)，可以發現：LP的增長能夠支持更強的ERS，并降低行業的M&W值，即環保力度的增減依附于競爭力的高低;持續的高RDE將推動出貨價值(Value of Shipments)與勞動生產率的協同增長，并且這種作用通常是滯后的;LP的增長總是強于出貨價值的增長，即生產中的資本有機構成在不斷提高。1992-2005年間，盡管美國石油煤炭、化學工業經歷了相似的景氣循環，但由于化學工業在RDE上投入更強，LP的增長也更持續，所以其ERS值較之石油煤炭工業增長地更快，M&W值則下降地更多。整體上講，污染末端治理下的美國產業發展憑借勞動生產率來緩沖人力與環境成本的壓力，而中國產業發展則力圖在人力與環境成本之間維持一種平衡。

　　(二)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的角度分析

　　觀察貿易與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的產業結構對國際貿易的依存度很高。雖然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平均加權單位產值污染排放量優勢(UEjexp

　　從壟斷水平的視角觀察產業發展的生態與經濟福利，本文發現：盡管中美制造業較高的凈利潤率反映雙方在不同行業領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壟斷性，但壟斷的表現和根源卻不盡相同。人力資本優勢所依附的技術壟斷要求美國制造業有很強的成本負擔能力，因此其產品集中在生產周期的“新產品階段”和“產品成熟階段”，貿易的交換價格也更高;中國產業的人力成本優勢則保證了“產品標準化階段”的生產有巨大的消費市場與規模經濟，貿易的交換價格也更低。庫珀(Russell Cooper)在兩部門互補性模型中，證明了部門間交換價格與勒納指數(Li)正相關，即Pi/(P-i)α=k/μ(1-Li)，強壟斷勢力的一方會迫使貿易對手生產數量更多的更低價產品，從而通過貿易價格轉移自身的環境成本，壟斷勢力的弱者也必須為生產中更多的污染負責。中美貿易的現實正是美國通過不平衡的交換價格轉移環境成本，并迫使中國生產更大量的污染(Pjexp>Pjimp)(見表2)。庫珀認為該互補經濟體中存在一個乘數效應，任何一方增加支出所增長的需求都會最終產生一個比該增長大的多的整體經濟產出。由此，在更開放經濟條件下，中美貿易中的生態與經濟利益不平衡可能會加劇。

　　環境成本沖擊下的中國產業競爭力培育

　　首先，當前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依然是圍繞勞動力成本展開，“成本-收益”的形式決定了其較弱的成本負擔能力，所以控制人力與環境成本的過快增長不可或缺。其次，進出口商品在M&W分類上的差異只是國際貿易中生態利益的靜態反映，貿易價格才是生態、經濟利益交換的動態反映。通過擴大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規范市場中的過度競爭與壟斷行為，優化出口退稅與補貼政策，中國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才能實現更高的生態經濟福利。最后，決定產業升級的關鍵在于自我預期的產業強化機制，我國人力資本、技術與成本的現狀演化為產業投資的路徑依賴，只有切實提高技術向需求轉換的效率，環境成本壓力才會在消除產業趨同與低級化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1.李慕菡.我國多變貿易中污染產品的變遷.生態經濟[J]，2006

　　2.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