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玉榮 單位：海軍工程大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梁啟超、嚴復、王國維等人對西方倫理思想的全力灌輸中，在歐風日雨的浸潤中，一些新名詞層出不窮。它們宛如一股潛流悄然改變著中國固有的思想，使其一點一滴地向近代新學質變。在眾多新名詞中，“倫理學”、“道德”、“善”、“義務”、“平等”、“自由”、“博愛”、“幸福”等詞脫穎而出，構成中國近代倫理核心術語群。這一術語群究竟如何生成，有著怎樣的特點，一直以來撲朔迷離。但是，探究它們的生成規律對于研究中西日文化互動中傳統倫理的近代轉型卻至關重要。

一、中國近代倫理學核心術語的生成路徑

中國古代倫理思想，是一門在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中運行的學問。它以血緣關系為起點，以家族倫理為本位，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融政治、哲學為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概念范疇，如忠、孝、仁、義等。而西方倫理學是一門在西方文化傳統哺育下的倫理專學，它所形成的概念術語反映的是西方價值觀念、宗教情結、行為準則或社會風尚等，具有明顯的西式風格，如功利、平等、快樂等。因此，中西倫理學從本質上說是兩種異質的文化，其概念范疇大不相同。中國近代倫理學是在西方倫理學指導下的中西融合，它的許多核心術語都是西方倫理學術語在中國的移植和重生，具有嶄新內涵。只有少數術語屬于中西倫理學共有，能夠直接對接。這樣，就形成了中國近代倫理學核心術語生成的三條途徑:一是重新創制，二是直接對譯，三是僑詞來歸。

(一)重新創制

由于中西倫理學是在不同環境中生成的兩種異質文化，因此，對于一些具有西學背景的倫理術語，中國傳統倫理中是無法找到相應的對譯詞的。對于這些術語譯名，只有重新創造。這種創造工作，一般應由最初翻譯者完成。但在翻譯實踐中由于時代觀念等多種因素影響，一些術語譯名發生了巨大變遷。中國倫理術語最早的創譯者是明末清初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來華傳教士。他們來到中國后，在傳播西學常識和宗教倫理的過程中確實創造了一部分新詞。利瑪竇在傳播西方Philanthro-py思想時為其厘定學名“博愛”，在對譯Happi-ness時為其擬訂學名“真福”，艾儒略將Ethics引以為“厄第加”等等，但隨著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夭折，這些譯名煙消云散，并未流傳下來。19世紀早期，隨著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帷幕的拉開，來華傳教士再次面對西語中譯問題。但這批傳教士的西學素養與漢語水平同明末清初傳教士相比相差甚遠。因此他們在翻譯中不太注意區分中西術語內涵的差異，而是按照大體相似的原則對譯，因此在他們手中很難發現有利瑪竇那樣精確考譯的新詞，而是一切依據中國舊語。碰到一些實在無法用漢語表達的西語，他們就采取用英語解釋的手段。因此，Duty被譯做了“分”、“本分”、“己任”、“責任”;Philanthropy被譯為“仁者”、“仁”、“仁德”、“仁愛”;Happiness被譯做“福”、“祺”、“福氣”、“福祉”、“興頭”等等。由于他們的水平有限，無法在考察中西術語差異的基礎上創譯新語，只得忽略二者差異，簡單對譯。他們的這種“粗心大意”，使其翻譯也常常鬧出張冠李戴的笑話。既然兼通中西語言的來華傳教士都無法創制新詞，那么，這一重任國人自己是否可以承擔?遺憾的是，鴉片戰爭雖然打破了中國國門，但晚清思想界仍以固步自封、陳腐不堪的“中學”為主流，要想尋覓兼通中西的人才，難上加難。因此要想依靠依舊陶醉于科舉夢想、苦讀四書五經的國人傳遞西學新知似乎比登天還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創制新語的重任竟由日本人肩負起來。中國近代倫理學的很大一部分核心術語是從日本“販賣”來的。日本何以成為中國學習西方倫理學的重要媒介?這是因為日本自明治初年開始接觸西方倫理學，經過三十多年的消化吸收，終于在19世紀末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近代倫理學。日本在學習西方倫理學過程中，也碰到了一些西學術語無法在日語中直接對譯。對于這些概念，他們首先采用音譯法，但后來為了概念精準，他們又用表意準確的雙字漢語詞來表示。這樣，日本學者通過創造新詞、舊義翻新等手法，創制了一大批漢字新名詞來對譯西方倫理學術語。這些新名詞被稱為“和制新術語”。甲午戰后，西方列強紛紛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中國被瓜分豆剖之時，有識之士認識到要救亡圖存，就必須開啟民智、培養具有新道德的新國民，于是引進西方先進倫理思想迫在眉睫。但中西語言不通，精通英文的洋才又寥寥無幾，要想掌握西方倫理的精粹談何容易。正當中國人舉步維艱之時，一些啟蒙思想家發現了日本西學的精進。他們發現日本幾乎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華，西方文化的經典之作幾乎都可找到相應的日譯本。康有為就說:“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1］日文西書的精要，使中國人如獲至寶，于是以日本為中介學習西方倫理學就順理成章了。他們在引進日本倫理學時自然引入了日譯倫理新語，“倫理學”、“義務”、“人生觀”等名詞都以這種途徑進入中國。這些名詞都是日本學者在對譯西洋概念時創制，在中國學人對日文漢字的轉換中，直接成為了漢字“新名詞”。晚清瞿銖?在《木屯廬所聞錄•新名詞》中記載了這些名詞的由來:當時新政皆自日本稗販，而譯者未諳西文原義，又不通古訓，一概直襲，若文襄者，固未可厚非也。由于中國譯者中西學問有限，因此對于日文漢字不加辨識，一概直襲，導致了日本新學語的大舉入華。雖然，日本新名詞入華遭到了一部分人士的抵制，但由于日本新名詞表意的精準和通俗易懂，卻廣受清末社會的歡迎。即使嚴復這種痛惡日本新語的抵抗派，也不得不順應歷史潮流。如嚴復曾為Ethics擬定了“人道之學”、“德行之學”和“義理之學”三個譯名，而他自己最終還是接受了“和制新術語”———“倫理學”的學名。對于Obli-gation，他也擬定了“民義”譯名，他最后也拋棄了“民義”而選擇了“義務”。嚴復后來回顧這段心路歷程時說:“至Obligation之為義務(仆舊譯作民義與前民直相配)。Duty之為責任，吾無間然也。”［2］由于以Obligation對譯“義務”，以Duty對譯“責任”已為社會普遍接受，嚴復也無法改變這一現實，最后只得無奈接受。因此，日本新名詞在清末名噪一時，以致眾多嚴譯新語也在其強力輻射下湮沒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