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 剛，柳清瑞    單位：遼寧大學 人口研究所

數據來源與統計描述

為了對新農保個人賬戶“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進行實證檢驗，需要分別選取實行個人賬戶“一刀切”和“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地區中參保農民樣本。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遼寧大學和遼寧工程技術大學針對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完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和提高中國農村保障水平研究”于2010～2011年針對遼寧省開展的一項問卷抽樣調查。遼寧省(除大連)實行的是個人賬戶“一刀切”財政補貼，具體內容為對各個繳費檔次均給予30元的財政補貼;大連市實行的是多繳多補的個人賬戶“差別化”財政補貼，具體內容為“100元補貼30元、200元補貼35元、300元補貼40元、400元補貼45元、500元補貼50元”。大連市與遼寧省其他地區在個人賬戶繳費財政補貼方式上的差異，為我們分析“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激勵參保農民提高繳費檔次的實際效應提供了經驗驗證的可能。本次調查中，調查地區為阜新市彰武縣的平安鄉與豐田鄉以及大連市甘井子區營城子鎮和金州新區七項山鎮，調查采取隨機入戶現場填答的方式，調查對象為家庭中超過16歲的家庭成員。問卷主要分為農民個人及家庭的基本情況、就業與流動遷移情況、收入與消費情況及新農保的參保情況等四個部分，其中，針對新農保制度，我們設計了是否參保、個人繳費檔次選擇、參保意愿與續保意愿、對新農保的信任程度等多個問題。本次調查共獲取問卷2110份，去除60歲以上已領取基礎養老金的老人樣本、未參保人群樣本以及遺漏變量等原因造成的其他無效樣本，我們共獲取有效樣本1379份，其中，阜新市問卷741份、大連市問卷638份。

總體樣本回歸結果顯示，政策信任程度、學歷水平和家庭收入剩余對參保農民繳費檔次選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符合理論與邏輯推斷結果;回歸結果還同時發現，未婚參保農民的繳費檔次選擇顯著高于已婚農民，家庭人口數對于繳費檔次選擇的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這可能與參保農民對于未來應對風險能力的預期和家庭收入的穩定性有關。我們主要關心的是“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計量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包含控制變量，“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均為正但不顯著，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并不能比“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顯著提高參保農民的繳費檔次選擇，“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可能是無效的。

但是，根據我們前述理論分析結果，財政補貼的激勵效應可能要受到政策信任程度的影響，由于總體樣本的平均信任程度僅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因此，總體樣本估計結果中“財政補貼方式”系數的非顯著性有可能是總體樣本的政策信任程度偏低造成的。

為了提高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并對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題進行進一步驗證，我們按照參保農民對新農保“政策信任程度”的高低對樣本進行分組并分別進行有序Probit估計。我們列出了三個樣本組的估計結果，分別是政策信任程度最高的“完全信任”的樣本組、政策信任程度較高的“比較信任”的樣本組和政策信任程度為“完全信任”之外的的樣本組。

在參保農民對新農保制度“完全信任”樣本組中，“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完全信任條件下“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可以比“一刀切”方式有效激勵參保農民的繳費檔次選擇;從邊際效應來看，“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轉變為“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可以使參保農民選擇最低100檔次的概率下降11.3%，而選擇200、300、400和500元檔次的概率分別上升2.2%、1.6%、1.0%和6.4%，特別是，“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使參保農民選擇最高檔次500元的概率明顯高于選擇200～400元檔次的概率，這也可以間接證明前述我們提出的參保農民為了最大化其一生收入將選擇最高的繳費檔次的分析結論。在參保農民的政策信任程度低于完全信任時，“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顯著性發生明顯變化。估計結果顯示，政策信任程度為“比較信任”的樣本組，“財政補貼方式”系數不顯著;同時包含政策信任程度為“比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不信任”的樣本組中，“財政補貼方式”的系數也是不顯著的。估計結果較好地驗證了我們在理論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題，即“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是以參保農民的政策信任程度為條件的，在確定的“差別化”財政補貼方案下，只有在參保農民政策信任程度達到一定水平之后，財政補貼方案的激勵效應才可以實現。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基于引入新農保制度的生命周期理論構建了參保農民繳費檔次選擇的理論模型，得出了“在參保農民對新農保政策信任程度較高的條件下，多繳多補的‘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將比‘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顯著提高參保農民個人賬戶繳費檔次”的理論命題。其次，根據針對遼寧省大連市和阜新市新農保試點的微觀調查數據，利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計方法，對上述理論模型進行了經驗分析與實證檢驗。基本結論是，新農保個人賬戶“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可能具有激勵參保農民提高繳費檔次選擇的效應;但是，“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激勵效應是否有效，要受到邊際補貼水平和政策信任程度的共同約束，參保農民對新農保制度的政策信任程度越高以及財政補貼方案的邊際補貼水平越高，“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激勵效應就越有可能實現。政策調整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農民對新農保的政策信任程度，二是實現“一刀切”財政補貼方式向“差別化”財政補貼方式的轉變，并同時提高“差別化”財政補貼的邊際補貼水平。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筆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