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失衡的表現

內部失衡可以從投資和消費兩個角度看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一定的投資率可以使一國的經濟結構得到比較均衡的發展，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在平均在20％—30％左右，發達國家在15％-20％左右。問題在于我國的投資率過高了，2010年達到了48.5%。高投資率有兩個不利的方面：一是投資盈利水平下降。根據邊際報酬遞原理。投資率超過一定的臨界點投資盈利能力不但不增加，反而會減少。日本一橋大學(HitotsubashiUniversity)中國數據研究專家伍曉鷹(HarryWu)給出了相關的數據，從2001年至2010年，中國每增加一個單位資本，能增加0.13個單位產出，單位產出量低于上世紀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點時的0.24。二是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經濟處于下行期，企業還款能力減弱，會加大銀行壞賬的風險。此風險最近已有所體現。建行董事長王洪章在《華爾街日報》發文稱：隨著國內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銀行業面臨不良貸款增加的可能性，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光伏行業、鋼鐵行業和出口相關行業尤其存在風險。金融改革試點城市溫州，溫州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上升至0.99%。三是高投資率在理論上也是不可持續的，假設名義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長，投資以40%的速度增長，若干年后，會出現投資過大，消費為零的局面。消費（家庭消費）占GDP比重從2002年的44%降至2010年的34.9%，2011年又小幅升至35.4%。這一比例遠遠低于美國或亞洲鄰國的水平。對于消費率過低不難理解，GDP是由凈出口、總投資、總消費這一恒等式構成，投資率過高必然帶來對消費的擠壓。消費率過低的成因是復雜的，既有分配收入不合理的因素，也有東亞人有儲蓄的文化傳統因素在里面，當然也有預期因素的影響在起作用，比如社保的不完善，看病難，房價高等。

二、經濟失衡的原因

經濟失衡是我國社會發展近十年來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其中經濟失衡的深層根源在于我國金融要素存在著扭曲行為。這種扭曲突出的表現在央行對利率（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和匯率的管制（資本項目管制）。從央行公布的數據來看，以2003年-2008年一年期的存款基準利率和貸款基準利率為例，存貸利差最高值為2%，在通貨膨脹較高的年份，真實的存貸利差其實為零或負。低存款利率降低了居民的儲蓄回報和家庭收入，低貸款利率的存在則使得借貸成本降低，資金大量進入低端制造業和效益存疑且不高的投資項目中，加速了投資的盲目擴張。在這一擴張過程中，那些資本密集型的生產企業受益最大大。（表現在工資增長速度小于生產力增長速度，即工人收入占工人產出的比重在逐步下降，工人少拿的一部分工資實際上對企業形成了補貼），根據北大學者黃益平的計算，資本生產者補貼相當于整體生產者補貼的40%。匯率方面，為保持我國在出口方面的競爭力，央行刻意維持低的匯率（貨幣貶值），貨幣貶值以補貼國內生產企業的成本的方式刺激出口，以至于2005年-2009年外貿順差占GDP的比值一直處于超過4%這一合理區間。而這些補貼實際上是由居民家庭來支付的，他們通過購買價格被人為推高的進口商品對上述企業進行了補貼。補貼在利率和匯率兩個方面扭曲了整個社會的激勵機制，其實質是對居民家庭的一種抽稅，減少了家庭收入、壓抑了消費支出。刺激投資和壓抑消費從而導致經濟體內外部失衡。可見正是以上利率和匯率的扭曲在讓中國家庭做出犧牲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得以更快的增長。但是這種扭曲的金融體系，也扭曲了構筑于這一體系之上的整個經濟。

三、解決思路

如何實現宏觀經濟的再平衡？既然經濟失衡表現在投資、出口、消費三者結構的失衡上，那么是否可以從調結構的角度出發來解決問題呢？這涉及到結構調整的可能性問題。目前來看，短期內消費、投資都不可能有大的調整，只有出口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調整。出口順差能夠縮小是因為外需（歐洲經濟衰退，美國經濟疲軟）的喪失及出口競爭力的下降（人口紅利的減少和匯率的升值）。消費受兩方面的影響：可支配收入增速和預期。這兩個方面的因素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向上修正的，居民消費占主導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段才能完成。凱聞在其文章《關于中國經濟再平衡的三個誤區》中，指出即使我們假設消費以每年10％的超高速增長，中國也要花20年才會達到韓國當前消費占GDP的比重水平，35年才會達到美國的水平。投資占主導地位的結構也不可能短期內得到大幅調整，這種不可能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沒完成，只走了一多半，城市化離不開投資。二是在出口已經惡化、消費長期低迷且短期無法提升的背景下，減少投資會導致經濟的硬著陸，帶來破壞性的影響。雖然投資不能減少，但投資的主體（從中央到地方，地方到民間）可以有所改變。從需求來講，地方相對于中央，地方政府有著更具體的了解，投資針對性更強；從投資效益最大化來講，民間投資優于中央和地方，民間投資不會出現政府投資中的尋租行為。雖然針對民間投資的新36條已經出臺，但還是有看不見的天花板在那里擋著，與相關利益集團的博弈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既然經濟失衡的根源在于金融體系的扭曲，那么完善利率機制和匯率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系或許就是實現經濟再平衡最佳的途徑。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息和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可以起到糾正外部失衡的作用。

①抑制國內通貨膨脹。中國是大宗能源的進口國，在國外能源價格大幅上漲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增加進口和有效抑制國內通貨膨脹。

②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進擴大內需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人民幣升值表明國內的東西（不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變得更貴了，其結果是資源向國內服務業部門傾斜，增加服務產品的供給，在減少外部失衡的同時，優化了國內的第三產業結構。促使國民經濟走上靠內需拉動的平衡增長之路。

③人民幣升值有助于促進微觀產業結構的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導致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需要靠自主創新和以質取勝來拉動。如何糾正內部失衡，加息則是最佳的途徑。利息乃貨幣之價，加息等于給貨幣加價。貸款利率的提高，一是使那些效益存疑且低下的投資項目自然大大減少，從而使投資行為過高的傾向得到抑制，改善投資占GDP的比例。二是對商業銀行來講，由于商業銀行是存款人的債務人，加息也也使得銀行的壓力增加，迫使銀行更有效率地利用儲蓄存款，將資本借給那些回報率更高的投資項目。存款利率的提高則會對通貨膨脹起到對沖作用，從而間接提高居民家庭的回報和收入。可見加息改變了每個人所面臨的激勵機制，對社會實現可持續且公平的長期增長具有正向激勵作用。
當然我們也知道經濟失衡的調整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不能指望通過一兩次的突然政策的調整就可以調整過來，同時也堅信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金融的不斷改革，中國經濟的不平衡狀態會走向一個逐漸收斂的過程。

作者：李欣欣 單位：山西財貿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