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中的個體：新聞職業認同危機溯源

　　【摘要】研究發現，個體、傳媒組織、受眾(用戶)、競爭者、政府、技術、資本等因素均與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認同危機存在關聯，并且上述諸因素呈現結構化、層次化的特點，可分為內因圈層和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外因圈層。針對上述原因，可從以下幾方面致力于危機消解：在個體層面，從業者應提升新聞職業素養，按照媒介融合的需求培養自身技能，加強職業信仰和道德自律;在傳媒組織層面，要改善相對不公平的激勵機制、雙軌制度和晉升機制;在技術平臺層面，互聯網平臺在內容分發時應豐富算法取值，應用技術手段避免媚俗、虛假信息的過度泛濫;在政府層面，面對報道的問題要注意應對方法，注重人文關懷，真正解決被報道者的難題。

　　【關鍵詞】新聞從業者;職業認同危機;扎根理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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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麻省理工大學的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曾用三圓交疊圖示計算機業、出版印刷業和廣播電影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他認為這些產業正在走向融合，并且三圓交疊的區域將是未來的產業活躍區。這個遠見可視為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發端。時至今日，隨著量子信息技術、天地通信技術、類腦計算技術、AR/VR/MR、人工智能、區塊鏈、超級計算機、工業互聯網、腦機接口等新興技術從概念逐漸進入應用，媒介融合在實踐層面愈加豐富且表現出多個面向。媒介融合的多個面向包括微觀層面上的媒介生產融合、媒介組織融合、媒介技術融合等;中觀層面的媒介產業融合等;宏觀層面的社會監管和規則的融合、用戶對媒體的互動使用與參與的融合、媒介融合的經濟學及社會學后果等。

　　在這場由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所引發的媒介融合洪流中，人們將大量目光聚焦于傳媒生產流程再造、傳媒組織結構重構、傳媒產業邊界消融等議題，卻在有意無意中忽略了媒介融合中的“人”——新聞從業者(此處特指從事新聞業務工作的編輯、記者，不包括新聞行業內的經營管理類人員)。這些從業者曾挺立在社會這艘大船上，懷揣新聞理想，秉持專業主義精神，為社會“鼓”與“呼”，既獲得了公眾的尊敬，又對所從事的職業充滿了自豪感。但近些年，一方面，新聞記者離職現象頻頻發生[1]，從業者的工作滿意度也在下滑。[2]另一方面，職業倫理失范現象屢屢發生。2019年7月24日，四川廣播電視新聞頻道暗訪節目出現不當畫面[3]、9月25日源自百家號“都市故事會”中一篇缺乏基本新聞要素的稿子被澎湃新聞、文匯網、《哈爾濱日報》等爭相轉載[4]等事件更是為新聞職業倫理失范提供了最新注腳。以上種種，均釋放出中國新聞從業者面臨職業認同危機的信號。

　　從微觀上看，新聞職業認同危機關乎的是新聞從業者個體職業生涯的冷暖;從中觀上看，關乎的是新聞業的健康發展;從宏觀上看，則關乎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路徑。因此，無論是從人本主義、行業發展角度還是從社會長治久安角度看，都有必要厘清當前新聞從業者職業認同危機的結構化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促使新聞從業者逐漸走出危機的策略建議。此亦為本研究擬解決的問題。

　　一、文獻綜述

　　“職業認同”是從業者對自己職業身份、職業價值、職業特征的認同狀態，是由職業認知、情感、動機、期望、意志、價值觀、滿意度、忠誠度等構成的綜合職業心理狀態”。[5]“職業認同危機”即職業認同形成和變動過程中產生的沖突矛盾，可理解為職業認同的反面，建構職業認同的因素同樣影響職業認同危機。因此，文獻綜述部分既回溯職業認同文獻，也回溯職業認同危機的研究。

　　在職業認同研究中，學者對職業認同影響因素的探討可概括為個人因素(性別、職業志向、心理特征等)和環境因素(工作環境、社會評價、行業規范等)兩個方面。譬如，宋廣文、魏淑華分析了性別、年齡、職業動機等個體因素，以及學校類型等環境因素對中小學教師職業認同水平的影響。[6]王晨光、張愛萍認為，導游職業認同影響因素是由職業特征、個體因素、外部支持、工作認可和組織環境構成的五維度結構。[7]陶建杰、張濤則發現，性別、年齡、家庭等個體因素對新聞本科生職業認同影響不大，校內教育和校外實習互為補充，則對職業認同有顯著促進作用。[8]丁漢青、王軍則將職業認同分為認知認同、情感認同、行為認同三個層面，發現新聞院系在校生群體的職業認知認同水平整體較高，但職業情感認同和職業行為認同則相對較弱。[9]

　　學者在研究新聞職業認同時，也常論及職業認同形成變動中的沖突矛盾即職業認同危機問題。譬如，樊亞平在研究近代中國(1815—1927年)外報記者職業認同時發現，物質回報的匱乏、社會大環境的偏見及“學而優則仕”的功名觀無法與近代新聞職業價值觀相通約，導致從業者陷入角色沖突之中。[10]甘麗華以《中國青年報》為案例，認為新聞職業政治化、商業化、專業化和情緒化的不同要求，導致從業者產生“半官、半商、半文、半武”的身份尷尬。[11]丁漢青、王軍的研究發現，新聞院系在校生群體存在著三種不同類型的職業認同危機，即職業認知認同危機、職業情感認同危機和職業行為認同危機。該研究還在分析職業認同與職業認同危機之間的關系時發現，在校生職業認知認同危機程度越高，其職業情感認同和職業行為認同表現得越消極;而當在校生職業情感認同危機程度越高時，該群體的職業行為認同則會表現得越積極。[12]

　　總體來看，專門針對新聞職業認同危機的研究相對較少，且鮮有將其影響因素結構化、系統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擬采用深度訪談法，基于扎根理論自下而上歸納總結21位中國新聞從業者的訪談資料，嘗試厘清媒介融合大背景下新聞職業認同危機背后的結構化原因及可能的消解路徑。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訪談樣本量為21人，用A01至A21代替。分別有8位紙媒從業者，7位廣電從業者，6位轉型到互聯網或本就在互聯網行業任職的從業者;男10人，女11人;20至29歲3人，30至39歲13人，40至49歲3人，50歲及以上2人。

　　在獲得質性訪談資料后，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論進行數據分析。扎根理論是自下而上建構實質理論的研究方法，一般沒有理論假設，從原始資料中歸納概念和命題，最后上升到理論框架，一般經過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三個階段。[13]開放式編碼給予任何可以編碼的句子概念化標簽，形成自由節點。主軸編碼分類、組織數據，將自由節點歸納為樹節點。選擇性編碼厘清核心樹節點及節點間的關系。[14]本研究采用NVivo11(簡稱N11)軟件作為資料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