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耀軍 黃林東 單位：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

金融部門資產質量的改善程度是衡量中國金融改革進展的重要標尺。金融部門資產質量之優劣不僅取決于金融部門自身的治理結構、內部管理和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也取決于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在經濟轉軌進程中的特定階段，金融運行外部環境對金融資產質量的優劣尤其具有決定性的的影響。在2001~2002年，不良貸款增量的80%應歸咎于政府的行政干預，而余下20%源于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的不當（劉煜輝等，2008）。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十分復雜，為形象描述這種復雜性，周小川（2004）首次引入金融生態這一概念。此后，金融生態一詞業已成為中國金融研究文獻中的一個關鍵詞。本文對有關中國金融生態問題研究的文獻進行系統梳理，旨在加深我們對金融生態概念的理解，并為后續研究的文獻準備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礎。

一、金融生態的內涵

學術界對金融生態的認識可以歸結為兩種觀點，即金融生態環境觀與金融生態系統觀。周小川（2004）認為，作為一種擬生比喻，金融生態環境乃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其包括法律、社會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市場體系、中介服務體系、企業改革進展及銀企關系等多方面的內容。蕭安富等（2005）把金融生態環境的內涵拓展至宏微觀兩種層面，并指出，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及其法律與司法制度屬于宏觀層面環境；特定區域內的市場和企業特征，以及金融交易中的特定規則安排屬于微觀層面環境。金融生態環境可以區分為硬環境與軟環境，其中前者是指由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構成的正式制度，后者是指由社會習俗、習慣行為、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思想信仰和意識形態等構成的非正式制度（徐諾金，2005）。構成金融生態環境的制度包括一般性制度與基礎性制度，其中后者是金融生態環境的核心，它包括三方面：市場主體公平交易平臺、有效的市場定價機制及對市場主體的利益保護和補償機制（易憲容等，2006）。金融生態環境觀強調，作為金融主體運行的外部空間，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主體的行為有著基礎性的影響。但李揚等（2005）指出，金融體系的運行不僅涉及其賴以活動的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基本環境要素，還涉及這種環境的具體構成及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主體行為異化對整個金融生態系統所產生的影響。于此看來，從金融生態環境觀過渡到金融生態系統觀屬于一個自然的理論認識升華過程。

按照金融生態系統觀，金融生態是金融與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總和，是各種金融組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其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徐諾金，2005)。王愛儉（2005)認為，金融主體與其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決定了金融生態系統的動態性，其中經濟金融協調發展是金融生態的核心所在。劉朝明等（2008）指出，金融生態系統同時也具有開放性、閉路循環性、根植性和可持續性等特征。金融生態系統觀強調由市場機制所形成的系統內在調節功能。例如，市場價格機制和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可以自發調節金融主體的數量、規模、種類、經營管理方式等，這使得金融主體最大限度地適應外部環境，從而金融生態系統最終自動趨于平衡（徐諾金，2007)。但金融生態系統也存在著內在市場調節機制無法克服的缺陷，因此需要多種非市場力量的介入(如央行的貨幣政策、制度環境、信用環境、法律與監管環境等)以形成外在調節機制，從而維持金融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穩定。然而，過度強勢的外在調節機制也將破壞金融生態系統的內在調節機制，這反而將降低金融效率，導致金融生態系統產生更為嚴重的失衡。因此，金融生態的內在調節機制和外在調節機制應相互補充（韓廷春等，2010）。

二、金融生態測評

金融生態概念要真正進入主流金融學語境之中，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工作皆需深入展開，而對金融生態進行測評是所有定量分析工作的基礎。金融生態測評以李揚等（2005）的工作最具代表性。在他們的研究中，金融生態環境被分解為9個維度26個指標，涵蓋了一個地區的法治環境、經濟基礎、地方金融發展、金融部門獨立性、誠信文化、社會中介服務、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企業誠信和社會保障等多種因素。通過利用數據包絡分析（DEA）這種非結構化評估方法，該項研究再從眾多指標中提煉出一個代表性指標，以形成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質量的綜合評價。

從指標體系設計和測評方法兩方面著手，后續很多研究對李揚等學者的工作進行了拓展。在指標體系設計上，人民銀行洛陽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06）設計了一個包含90項定量指標和37項定性指標的龐大指標體系；人民銀行西安分行（2009）選取了經濟環境、信用環境、法治環境、行政環境、中介服務環境和金融運行狀況等六個大類指標；湖南大學金融管理研究中心（2009）選擇了法制環境、經濟環境、信用環境、金融運行四個大類指標。對這些指標體系的一個概述見趙國忻（2011）。在測評方法上，后續研究除遵循李揚等學者采用DEA方法之外，還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與賦權法等常用統計方法。例如，汪祖杰等（2006）將金融生態環境質量分解為領域層、3個子系統準則層和10個準則。然后他們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形成了準則層綜合評價指標；在準則層綜合評價指標基礎上，他們再基于坎蒂雷賦權法形成了子系統綜合評價指標和整個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標。在胡濱（2009）的研究中，金融生態環境首先被分解為4個一級指標和12個二級指標。基于因子分析法，眾多指標再被加權，而加權之和就構成了一個可用來評價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質量的綜合指標。賀朝暉（2011）對常用的一些評價方法進行了比較研究。近年來一些研究采用了比較復雜的金融生態測評方法。例如，張瑞懷（2006）和苗麗娜（2007）分別將神經網絡方法和系統動力學方法應用于對金融生態的測評；伍昱銘等（2009）將網絡層次分析法（ANP）引入了縣域金融生態評估之中；曾勝等（2009）采用了空間系統分析和結構分析方法。評估方法的運用極大地影響著金融生態評估結果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一些評估方法思路清晰、計算簡便，但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例如，使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來確定指標權重，則樣本數據的變動將使得這些研究的綜合評價結果不具有縱向可比性。一些評估方法比較復雜，但方法復雜并不一定意味著結果可靠，因此我們對復雜方法的采用也應該持審慎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