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蘇明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蘇氏兄弟基金會與蘇氏理事會為代表的Z村中的蘇氏村民的宗族行為。蘇氏兄弟基金會成立于2007年，其范圍主要包括Z村中隔岸一支的蘇氏兄弟，共260人，占Z村總人口的40%左右。蘇氏理事會成立于2007年，是一個比較成熟和健全的民間宗族組織。蘇氏理事會的范圍包括了該市所有的蘇氏族人，涉及人口約2萬多人。該機構的發起者和參與者以Z村蘇氏為主。這兩個宗族組織與傳統宗族不能完全等同，但也有著相似之處[2]。

村民對宗族組織的態度研究

本次調查將Z村當做一個整體來進行訪談調查，共訪談了31名村民，其中深入訪談26人，本文的分析主要以這26人的訪談材料作為主要研究材料。

（一）村民們加入宗族組織的原因

肖唐鏢認為：村民們加入宗族組織除了是歸屬的需要外，還有受到宗族組織對農民參與的要求和壓力[3]144。筆者通過深入的訪談，并且按照具體情況，設計了“你為什么愿意交五塊錢”的問題，來詢問村民們加入宗族的原因。發現村民中確實存在著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同時還有親近社會資本方面的原因。

1.歸屬和保障的心理需要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對鄉土和“根”的情結非常深。我們常見的成語“葉落歸根”，表達的就是生命對于歸屬感的追求。這種“根”的情結其實就是對于自己生命本源的崇拜，因而希望以宗族為載體，通過發展宗族，來保留和強化自己的生命本源。[4]蘇氏兄弟會在保障方面起的作用是蘇氏族人加入該組織的另一個心理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受到Z村原有的宗族互動的影響。由于這兩個村中的生活水平總體為中下，在紅白喜事中互助還需要互相依賴。另一方面，社會風險增加，而社會保障體系還在建立中。如外出事故、重大疾病發生的幾率增大，個人的力量難以承擔。為了實現風險的共擔，蘇氏族人愿意加入蘇氏兄弟會。

2.迫于“熟人社會”的壓力

費孝通對于我國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的見解，由于其準確性和形象性，被許多鄉村研究者廣泛引用。熟人社會中最重要的是鄉村中彼此間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人，非常熟悉彼此的人品、個性，并且會對個人形成一定的輿論評價。所以，村中的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往往會受到壓力的影響。接受訪談的部分村民，在回答“你為什么愿意交5塊錢時”，代表性的回答如下：“他收就交，我也不給他（別人）講我，我也不去反對，他不講我就行了。主要是說，這些是集體的事，你就得跟，你不跟別人會講你的閑話。”調查中發現，受到“熟人社會”壓力影響的多為女性，也就是那些從別的地方嫁到村里的蘇家媳婦們，大部分蘇氏女性都為了規避輿論壓力，不會在幾塊錢上計較。這與村落中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村中有關。此外，這種“熟人社會”的壓力，同樣作用于那些在村里長大，已經舉家到城里定居的人們。他們雖然遠離村莊的生活，但是逢年過節，清明重陽總會回到家中祭拜祖宗。為了自己的的家人不被村里人指指點點，也為了表達自己對家鄉的關心，鞏固與家鄉的聯系，獲得名望上的收益，這些進城的農村人往往會踴躍參加，并且愿意多出一些錢。

3.親近社會資本的需要

社會資本理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是目前西方學術領域主要的理論流派之一。目前國內的學者對于農村社會資本與合作的研究是農村研究的熱點。其中周紅云總結出了農村中社會資本的四種類型：一是因家族網絡形成的社會資本，二是因功能性網絡而形成的社會資本，三是因象征性符號網絡形成的社會資本，四是因一般人際關系網絡形成的社會資本。[5]宗族組織建立在有血緣關系的兄弟間，具有充分的信任和熟悉而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社會資本的網絡，就屬于其中的第一種。大部分蘇氏族人加入宗族組織更加看重這個因素。由于與蘇氏兄弟會相比，涉及全市范圍內的蘇氏理事會當然地具有人數多，資源多的優勢，所以村中蘇氏兄弟加入蘇氏理事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親近社會資本上。

（二）村民對宗族組織的參與和認識

對于村民的參與，目前村中的蘇氏兄弟會主要運用集會的方式。每年趁大家都回村過年人比較齊的時候，一般選擇年初一晚上開展集會，所有隔岸蘇的男丁都集中到發起人X的家中開會，在會上聽主講人報告基金收支情況以及蘇氏理事會的最新通知后，每位男丁繳納5元的份錢，會議就結束了。被訪問的村民們大都每年都踴躍參與，交上份錢。如果有事不能參加，也會請人代交。村民對于蘇氏兄弟會大多認為是加強團結，互助的好事。而村民參與蘇氏理事會則有些不同之處，蘇氏理事會主要采取聚餐和發起者對外聯系的方式。2008年開年的第一次聚會時，除了少部分持懷疑態度的村民外，村中大部分蘇氏兄弟都在初五到了某大酒店參加了聚餐。但是接下來的兩年里，根據筆者對簽到本的查閱，參加的人數卻在不斷減少，從2008年234人，減少到100人左右。究其原因，首先是參與不方便，兩村到該市需要接近3個小時的車程；其次，村民難以受益。由于蘇氏理事會涉及整個市“三區一市一縣”范圍內的蘇氏，人數較多，資源的分配上就會比較分散。即使集資上去，也很難用到周圍人或者自己身上；最后，迫于經濟壓力。由于在蘇氏理事會的聚餐上有自由捐助的環節，這使得那些家境一般的人覺得自己捐少了會沒面子，所以選擇回避。捐助的錢主要用于在市區建設蘇氏理事會的公共地點和進行貧病資助。在對外聯系方面主要由理事會的發起者，該村村民，現已在市里定居的Y來進行，據悉，目前他已經以代表全市蘇氏的身份參加了多個不同范圍內的蘇氏懇親大會，加強對外的聯系和宣傳。兩個宗族組織共同存在于Z村蘇姓村民的生活中，出于對自身宗族的確認和對社會資本的需求，人們興奮地對待這兩個新事物并踴躍參與。但是隨著時間的增加，人們對于這兩個組織的認識和參與卻發生了分歧。

（三）村民對宗族組織發展的認識

由于Z村屬于多姓村，并且原來并無成立宗族組織的歷史，這樣的村落氛圍，影響了村民對于自己的宗族組織發展的認識。[6]

1.希望財務管理更加公開透明

錢，作為宗族活動中的重要因素，被組織者和參與者共同看重。在公共資金的管理上，雖然蘇氏兄弟會實行的是共同管理，但是由于許多人常年在外，根本無法參與管理，所以村民們對于現有的財務制度都不算十分信任和放心。對于蘇氏理事會的公共基金，雖然會長是本村出去的，但是由于各忙各的，理事會一年公布一次，村民同樣擔心貪污、挪用的現象發生。在采訪到的35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大部分對于村中兄弟基金管理者的做法表示不滿，并希望能采用新方式來公布財務，以使財務更加公開透明。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猜疑澆滅大家的參與熱情。

2.希望建立規范的制度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雖然村民們文化水平有限，但是為了使得組織規范運轉，參與組織的村民都表示了通過規范各類開支行為，建立規范的制度，來博得大眾的信任以獲得持續發展的希望。這也體現了村民們對于鄉村中稀缺組織資源的珍惜。

3.希望能多做公共的事情

村民們生活的空間有許多的公共事務需要關注。根據對村中村民生活的觀察，筆者將村落中的公共事務分為六類：（1）發展經濟，幫助大家致富；（2）開展選舉，實行村民自治；（3）建立宗祠，修族譜；（4）修路修橋；（5）豐富生活；（6）貧病困救濟。并請被調查者選擇自己認為村落中的主要問題，通過對這31名村民的調查，發現大部分的村民希望能夠修好路，選擇這一選項的村民占總數的45.2%，其次是選舉和自治，第三是發展經濟，第四是貧病救助，第五是豐富生活，最后是建立宗族。支持建立宗祠和修族譜方面的只有少部分人。

從中可知，村民們認為村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修路修橋，如果在集體中有更加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事務與宗族事務同時出現時，村民們會優先關注經濟發展。這和目前村中正關注修路的事情相吻合。選擇的結果是由村中的環境決定的，雖然建立宗族在村民心中并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但是作為目前村莊中現有罕見組織資源，人們將對最主要問題的解決希望寄托在蘇氏兄弟會上。村民們希望宗族組織能夠多做公共的事情，比如在修路、發展經濟和豐富生活上，發揮作用，在這個小小的宗族組織中寄托的是鄉村治理的愿望。

結論

文章通過對Z村深入觀察，以及對部分村民的深入訪談，描述了村莊的社區環境，展現了村民對現存宗族組織的態度。在這一過程中，筆者對個案村進行了全新的審視，更深入認識了鄉村社會。

（一）村民對宗族組織的心理認同比較高，體現了宗族文化是當前鄉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仍對鄉村生活產生影響

宗族文化中帶有的明宗歸祖、尊老敬親、守望相助的意義，在今天的農村中仍然在發揮作用。Z村的村民能夠在之前村中并無建立宗族先例的情況下，成立了蘇氏兄弟基金會，并且還參與了市里的蘇氏理事會，可見村民參與這類宗族活動的意愿還是比較強烈的。而且由于宗族的存在，起到了鞏固熟人社會的聯系，營造輿論壓力的作用。通過動員廣大村民參與到同一組織中，宗族在村落中就起到了規范人倫、團結同宗、資源分享、號召民眾、文化熏陶的作用。

（二）村民們參與宗族組織的動力主要以功利性心理為主

受到社會功利主義以及消費主義的影響，村民們參與宗族組織的主要動力是宗族組織帶來的潛在的經濟上的好處。從調查中了解到，村民們加入宗族組織，主要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當自己面臨困難時，能得到同族兄弟的幫助，二是與同族中那些從政或經商的人保持相對緊密的關聯，在必要時可以幫自己一把。這是社會轉型期農村社會傳統觀念不斷消融，城市觀念不斷注入的表現。

（三）村民建立蘇氏兄弟會是對鄉村正式權威缺失的補償

肖唐鏢撰寫《宗族政治——村治權利網絡的分析》一書中，探討了在相當部分鄉村宗族重建的背景下，宗族在當下的鄉村治理中對行動主體的影響，展現了宗族在鄉村社會的選舉和日常事務中的影響機制[3]277。在Z村，這個正式政治環境并不完善的村莊里，宗族并沒有與正式的村莊治理者交手的機會。在這兩個村中，干群關系疏遠；村干部在村中重大事務中缺席；村中目前為止，沒有實行過村民選舉，也沒有召開過村民大會。在這樣的背景下，宗族組織的成立和運轉均靠自發的力量，即使運轉不下去，也是自身的原因，正式權力與其互不關聯。如果由此得出，這兩個村中的村民可以無正式政權的管轄和保障，而順利生產生活的結論，明顯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筆者認為，蘇氏兄弟會的產生是對鄉土社會中正式權威缺失的補償。。盡管相關研究顯示這種補償作用并不明顯。冼奕通過對在武鳴橫塘人宗族的研究，認為目前在社會轉型中發展起來的宗族的主要內容主要包括：經濟上的“無作為”，政治上的“弱表現”，文化的“有價值”。[7]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從原來的公社制度的瓦解至今，鄉村中仍未建立完善的鄉村自治制度，有些地方甚至“自治等于不治”，地方正式權威處于相當弱化的時期。[8]探討傳統農村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并與農村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個體等治理主體相互合作的問題，已經成為目前鄉村研究中一個受關注的方向。[9]

（四）村民們的宗族行為需要鄉土空間的承載，蘇氏理事會缺乏鄉土文化的支持而缺乏活力

鄉土文化具有土地情結，這是鄉土研究的先輩費孝通老先生的論斷。[10]的是鄉村中人們的思想、禮俗、行為習慣都是在鄉村的熟人社會中生長起來的，一旦到了城市里的陌生人社會，則難以保持一樣的行為。宗族作為鄉土社會的重要部分，它能否在城市中生長呢？曾經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的研究，杜贊奇通過對華北社會的村莊進行考察，得出了宗族型村莊遠離城市的結論。[11]就是說宗族并不適合在城市中生長。蘇氏理事會的發展歷程為此提供了佐證。蘇氏理事會的地址設立在市里，包括了該市蘇姓的所有族人，涉及自然村屯、鎮約70多個，人口約2萬多人。在初建立時，其宏大場面確實使得各鎮各村的族民踴躍參與。但是由于距離的原因，人們無法與其多次交往，多次發生聯系，由此便漸漸產生了懷疑，直至最后不再參與。由此可知，由于城市中無法提供鄉土文化的土壤，熟人社會的場景，無法連結村民個人，無法直接提供社會資源，蘇氏理事會最終難以發展。

針對當代宗族組織的討論是一個宏大的命題，是一種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發展的相互交結。筆者認為，宗族組織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應予以重視和發展，充分發揮其文化傳承方面的功能，但是對于許多村民希望從中獲得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則應該分別由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村級黨支部和村委會來專門承擔，只有形成完善的農村組織生態，才能最終實現農村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