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網絡直播的特征及社會影響

　　摘要：網絡直播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形態,自上線以來即發展迅猛,擁有龐大的用戶流量也吸引了大批投資。然而,針對網絡直播的討論一直不斷,學界也針對網絡直播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立足于當前時代背景,結合網絡直播的發展現狀,分析得出網絡直播具有低門檻寬領域、實時交互性、庸俗化和泛娛樂化等特征,并據此分析其社會影響,希望能幫助人們加深對網絡直播的理解,為網絡直播的發展提供借鑒。

　　本文源自傳媒論壇,2020,3(21):47+49.《傳媒論壇》(半月刊)雜志創刊于2018年，是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登記由江西日報社主管、主辦的優秀傳媒類學術期刊。本刊為半月刊，國內外公開發行。本刊辦刊宗旨為：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和輿論導向，傳播新聞傳媒理論與實踐，提供學術交流平臺，為培養新時期傳媒人才服務，為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服務。

　　2016年被譽為“中國網絡直播元年”,從那以后,“直播”漸漸走入大眾的生活,特別是疫情期間,人民的生活中更是充斥著各種網絡直播。從2020年2月爆火的“云監工”,到面對數億在校生的在線直播學習,再到“小朱配琦”電商直播的大獲成功,都讓我們見識到了網絡直播廣闊的發展前景。

　　一、網絡直播的特征

　　(一)低門檻,寬領域

　　網絡直播給普通人提供了一個展示的機會,通過直播平臺,人們可以進行個人視頻內容的生產,并且迅速變現。

　　進入網絡直播的門檻很低,普通人只要在相關直播平臺注冊一個賬號,就可以成為一名網絡主播,不需要專業的媒介素養,只需要擁有一臺設備,掌握基本的互聯網操作技術,就可以進行視頻內容的生產。

　　網絡直播的內容可以沒有腳本策劃,也不需要提前彩排,完全是主播天然的發揮,基本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工作到學習再到休閑娛樂,甚至睡覺都可以成為直播的內容。

　　網絡直播直接打破了原來主流電視的壟斷,人人都有麥克風和攝像頭,話題內容涉及寬泛,人人創造內容,人人可以因此而獲得滿足。

　　(二)實時+互動,讓觀眾產生沉浸體驗

　　“網絡直播的直接性傳播優勢體現了信息在傳播過程中無需轉述,減少了信息損耗,增強了信息的可信度,保證了觀眾最真實的體驗。”[1]并且實時的信息傳遞,在最大可能上縮短了直播現場和觀眾之間的距離,讓觀眾仿佛置身于直播現場,從而積極地參與互動。

　　美國學者施拉姆強調傳播是信息和信息反饋的雙向循環過程。如今,受眾已經不滿足于單向的,被動地接受信息,更傾向于主動地詮釋信息,評判信息。

　　“傳統電視直播的傳播模式基本上是單向的,具有延遲性、間接性等特點”[1],網絡直播剛好打破了這一限制,點贊、評論、彈幕、打賞等參與方式的出現,連接了觀眾和網絡主播,營造出了一個虛擬的現場,讓所有人實時在場。受眾在觀看視頻內容的同時,隨時隨地地通過點贊、評論、打賞等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態度;主播在展現自我的同時,特別強調與觀眾的實時互動,并經由過程互動實時獲得實時反饋,從而實現一種高效的傳播。

　　(三)庸俗化和泛娛樂化

　　社會泛娛樂化的發展趨勢,為網絡直播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土壤,但也正因如此,網絡直播的內容、形式都以娛樂化的方式呈現,純粹為了滿足公眾的娛樂追求。

　　如今大部分網絡直播都繞不開聊天、唱歌和跳舞等內容,主播為了在一大批同質性的內容中脫穎而出,吸引更多的圍觀者,踩著法律的底線,播出低俗、色情內容的現象屢見不鮮。

　　受眾們在網絡直播間窺視這些大尺度、低俗的內容,不僅不會產生道德上的負罪感,反而會用更多的“打賞”來鼓勵主播,因此,從另一方面來說,觀眾窺私欲驅動直播內容向低俗化方向發展。

　　二、網絡直播的社會影響

　　(一)網絡直播的興起,讓“直播+”模式快速滲透

　　自網絡直播興起以來,“直播+”模式成為不少平臺嘗試的新方向。

　　“直播+公益”的正能量傳播成為諸多平臺體現社會擔當、塑造品牌形象的首選,如“反邪教進校園”、大型“鄉村振興”系列直播……各平臺通過直播,助力社會各界公益行動的開展。

　　央視新聞主播朱廣權和淘寶人氣主播李佳琦組成“小朱配琦”組合,通過“連麥”的形式隔空進行“云直播”,直播累計觀看人數達1.22億,兩小時為湖北帶貨4014萬元。繼“小朱配琦”組合之后,又一跨界組合“祖藍夏丹”挾勢而來,創造拼單新紀錄。“直播+電商”模式,或將成為疫情后期助力企業復工復產的強韌利器。

　　(二)私人生活對網絡公共領域的殖民

　　網絡直播的出現再一次模糊了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邊界。

　　在消費時代的背景下,網絡直播能在很大程度上滿足受眾的窺私心理,和明星們在電視節目和活動現場等公共領域的表演相比,受眾顯然對他們在私人空間的生活更感興趣。主播們正是抓住了受眾的這一心理需要,在網絡公共平臺上展示他們在客廳、臥室等私人空間吃飯、聊天、唱歌跳舞等日常生活。

　　網絡直播讓私人空間變得公共化,但私人生活通過直播在網絡公共領域內呈現,反而再次明確了私人生活的個體屬性,消解了網絡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甚至于公共話題被個體私人生活的話題所取代。

　　(三)過度的炒作包裝容易帶來社會負能量,引導不良社會輿論

　　為了在數量眾多的網絡直播中脫穎而出,主播們往往會更有意識地營造自我形象,展現他們區別于其他網民的特質。他們擅長借助熱點、話題來推波助瀾,通過話題炒作和包裝吸引注意力,再通過賣產品和廣告實現注意力的變現。

　　主播們向觀眾展現他們精心設計包裝后的虛假日常,而觀看他們直播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甚至還有一大批未成年人,這些精心設計的精致生活對于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樹立產生了不良影響,對于一般用戶也會存在誘導性提示,不利于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

　　為了獲取注意力,為了吸引粉絲,獲得更多的“打賞”,通過不當言論進行自我炒作成為了主播們的慣常做法,這不僅是對自己的傷害,也是對其粉絲群體錯誤的引導,更敗壞了社會風氣。

　　三、總結

　　網絡直播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生態,也催生了新的傳播邏輯。網絡直播以其低門檻、寬領域、實時性和互動性吸引了一大批觀眾的關注,但同時我們也要警惕網絡直播表現出來的低俗化和泛娛樂化。

　　由于契合人性需求、滿足資本欲望,因此短時間內網絡直播依然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3]。網絡直播的興起,“直播+”模式快速滲透,帶動社會發展,但隨之而來,私人生活侵占公共領域,直播內容參差不齊帶來社會負能量等問題也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參考文獻：

　　[1][2]趙夢媛.網絡直播在我國的傳播現狀及其特征分析[J].西部學刊(新聞與傳播),2016(08):29-32.

　　[3]張雨晴,王珺亭,丁福興.“網紅經濟”的多重效應評價[J].時代經貿,2017(25):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