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持視角下父母與智障子女心理健康的關系

　　摘 要: 基于秦巴山區的調查，分析智障家系心理健康的代際傳遞特點，從社會支持視角探討智障家系負性心理健康代際傳遞的阻斷機制。研究發現: 智障家系父母及子女心理健康水平低下，智障患者總體社會支持不足，對支持的利用度與主觀體驗相對較差。智障家系父母低下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較大效應量傳遞給子女，但子女的社會支持可以緩沖或阻斷這種負性影響。從心理健康角度提出的健康扶貧對策有: 以父母作為心理健康幫扶的重點人群，以提升智障子女對外部支持的利用與情感體驗水平為教育內容，以精神衛生工作者為主體建立多層次的基層干預網絡。

　　本文源自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3-08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13年，是我國高校辦刊歷史為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學報之一。本刊主要發表具有高理論價值和學術水平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論文。旨在促進科學文化發展和交流。

　　關鍵詞: 智力障礙; 代際傳遞; 心理健康; 社會支持

　　一、研究背景

　　在精準扶貧全面決勝背景下，相對貧困人口的持續化解仍然是今后扶貧工作的重點。已有研究表明，智障兒童在情緒、主導活動、人際適應等心理健康領域水平低于正常兒童[1 - 2]。青春期的輕度智障學生表現有明顯的孤獨感、自責、恐怖等心理健康問題[3]。在向成年的過渡時期，青年智障者的心理健康障礙發病率較高[4]，約是普通人群的 2—3 倍[5]。由此可見，智障者的心理健康問題存在于從兒童期到成年期成長的整個過程之中，因而，對影響患者心理健康發展的長期負性效應因素與作用機制的探討，對該特殊群體從心理健康角度進行健康扶貧的方案建立顯得尤為重要。

　　家庭是影響智障兒童心理健康的生態系統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6]，父母作為兒童期主要撫養人以及成年期的主要照顧者，其心理健康狀況頗受關注。調查顯示，智障兒童父母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較低[7]( P588) ，成年智障家庭照顧者容易出現多種身體與心理問題[8]。那么，父母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對智障子女的心理健康問題產生直接影響，其阻斷機制是什么，這是本文要關注的主要內容。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 一) 父母心理健康與智障子女心理健康的代際傳遞

　　代際傳遞是指父母的能力、特征、行為、觀念、發展結果等傳遞給子女的現象[9]。現有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心理健康具有代際傳遞性[10]( P724) 。觀察學習理論認為，兒童能觀察、模仿父母對環境刺激的恐懼、憂慮反應，進而習得類似的行為表現[11]; 社會參照理論也指出，在模糊、陌生等不確定情境中，兒童會參照父母的反應對刺激做出反應[12]。對焦慮[13]( P21) 、抑郁[14]( P511) 等負性心理的研究結果表明，父親和母親的焦慮均能直接預測兒童焦慮; 母親抑郁是預測青少年抑郁的關鍵因素，并且這種傳遞有可能涉及由外祖母、母親與子女三代之間的傳遞影響。同時，對希望[15]、主觀幸福感[16]等積極心理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父母的希望水平顯著正向預測兒童的希望，母親的主觀幸福感可顯著正向預測子女主觀幸福感。現有研究普遍關注到一般兒童消極心理與積極心理的代際傳遞，但是，以智障兒童為對象的研究還較少。少數關于父母心理健康對智障兒童行為問題的影響研究結果，雖然顯示了父母心理健康程度對 CBCL 量表檢測的智障兒童行為問題總分有較好的預測力[17]，但 CBCL 量表除了總分外，還包括有外向性行為問題以及內向性行為問題，而現有研究還不能完全說明父母心理健康對智障患者各類心理行為問題的預測效應。因此，本文綜合以往對智障患者及其父母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結果，以及一般兒童心理健康的代際傳遞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 智障家系父母及其智障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家系;

　　假設 2: 父母心理健康水平對子女心理健康具有顯著預測作用，但兩類家系傳遞效應不同。

　　( 二) 父母心理健康與智障子女心理健康代際傳遞的阻斷機制

　　對智障者心理健康的干預，不僅要關注父母心理健康的長期負性影響效應，更要關注能直接阻斷或緩解這種不良影響的保護因素。社會支持是個體從其所擁有的社會關系中獲得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這些支持能減輕個體的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18]。社會支持的保護作用一般通過兩種理論模型加以解釋: 主效應模型認為社會支持能直接保護個體免受消極情緒的困擾[10]( P725) ; 壓力 - 緩沖模型認為社會支持能緩沖壓力對個體發展的不良影響[19]( P283) 。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積極作用已得到證實，例如，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有助于個體應對潛在的痛苦事件[20]，家庭支持可以緩解壓力對抑郁的負面影響[19]( P283) ，教師與朋友的支持對留守兒童焦慮的代際傳遞具有保護作用等[10]( P729) 。對于智障患者而言，雖然缺少社會支持可能也是智障者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要原因[21]，但是，是否智障子女的社會支持可以緩解父母負性心理對其心理健康的影響，目前仍然不清楚。本研究將以智障家系為被試，以正常家系為對照組，考察子女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代際傳遞的調節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3: 智障家系子女的社會支持水平低下; 假設 4: 子女社會支持可以緩沖父母心理健康的影響，緩沖模式隨調節變量和子女類別而不同。綜上，本研究旨在了解智障家系父母及智障子女的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狀況，探索父母心理健康對子女的預測作用，以及智障者的社會支持對父母負性心理影響的緩沖作用。同時，從社會支持的不同維度出發，對貧困山區智障青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指導。

　　三、數據來源與方法

　　( 一) 數據來源

　　1) 智力障礙家系樣本。包括 49 名輕度智障青年( 男性 22 人，女性 27 人; 22—33 歲) 及其 49 名父母( 男性 24 人，女性 25 人; 46—71 歲) ，是從項目在陜西省秦巴山區跟蹤研究隊列中挑選出來的。最初由柞水縣調查區診斷出的 106 名于 1984 年至 1998 年出生的 0—14 歲智障兒童組成[22]( P511) ，以及以智障兒童為先證者建立的 215 個核心家系組成[23]( P597) 。項目持續跟蹤調查了智障兒童智力、身體、心理健康等狀況，以及父母身體、心理健康、家庭經濟等狀況。本研究數據來源于 2019 年隨訪時收集的數據，為了排除中重度患者對調查項目主觀報告的偏差，僅選取了輕度患者調查數據。

　　2) 智力正常家系樣本。包括 50 名智力正常青年( 男性 18 人，女性 32 人; 22—34 歲) 及其 50 名父母( 男性 27 人，女性 23 人; 44—70 歲) ，是從項目跟蹤研究隊列中，按智障兒童的年齡、性別、居住村組基本匹配的對照樣本。

　　二) 數據收集方法

　　1) 智障診斷。智障患者為跟蹤研究隊列中的對象，最初在嬰幼兒、兒童期診斷方法: 社會適應行為評定采用國內修訂的 SLPS 量表( 1988) ; 智力測驗 0—3 嬰幼兒用 Gesell 量表( 1981) ，4—5 歲、6—14 歲兒童分別用韋氏幼兒智力量表( C-WYCSI，1992) 和韋氏兒童智力量表( C-WICS，1993) [22]( P512) ; 按 WHO 智障診斷標準并結合臨床醫生的行為觀察與檢查結果進行確定。跟蹤調查時，對成年患者用龔耀先編制的《成人智殘評定量表》進行了評定[23]( P597) 。

　　( 2) 心理健康評估。采用 Goldberg 于 1979 年編制的 12 項一般健康量表(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 [24]( P356) ，該量表條目較少，填寫便捷，適合山區使用。具體計分時，為了與其他變量測量方向一致，對 12 道題目采用 4( 從不) —1( 經常) 的計分方法。得分范圍 12—48 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量表在父母與子女中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 0. 74 和 0. 73。

　　3) 子女社會支持評定。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25]，包括 10 個條目的總分，以及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三個維度分數。得分越高，社會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總量表及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 0. 95、0. 92、0. 73、0. 69。

　　4) 研究程序。調查的主試由心理學專業人員經統一培訓合格后擔任。對分布在 4 個鄉鎮 16 個行政村的調查對象逐村逐戶走訪，在家者采用現場調查，外出打工者采用問卷星調查。具體調查時，文化程度較高者，現場與問卷星調查均由自己填寫; 輕度智障以及文化程度較低者，現場調查時，由主試讀題，記錄被試回答結果。

　　四、實證分析

　　( 一) 智障家系父母及子女的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

　　從表 1 可以看出，兩類家系父母之間以及子女之間的心理健康水平均存在顯著性差異，智障家系顯著低于正常家系( p < 0. 001，d = 0. 69; p < 0. 05，d = 0. 40) 。子女社會支持中，除客觀支持維度差異不顯著外，社會支持總分、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均表現出智障礙家系顯著低于正常家系( p < 0. 001，d = 0. 46; p < 0. 05，d = 0. 45; p < 0. 001，d = 0. 69) 。各項有差異性項目的效果量均大于 0. 14，按 Cohen ( 1992) 提出的標準，屬于效果量較大[26]。假設 1 成立，假設 3 部分成立。

　　上述結果所反映的秦巴山區智障子女及其父母心理健康水平均低于正常人群的現象，與國內外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智障子女低下的心理健康狀態，可能受限于其自身的多種并發性功能障礙[27]，也可能來自父母對其心理健康的影響。而父母的心理健康問題除受自身功能狀態因素影響外，可能更多地來自于對患者的照顧壓力[7]( P588) 。目前，國內對農村地區智障青年的社會支持研究還較少，上述智障青年與正常青年社會支持的差異特點，說明了隨著殘疾人社會保障以及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智障患者在物質支持上已經有了很大改進，但對支持的利用以及感受到的支持還相對不足。

　　( 二) 父母與子女心理健康的代際傳遞作用

　　以子女心理健康得分為因變量，父母心理健康得分為自變量，從表 2 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總體家系、智障家系與正常家系父母心理健康均可顯著預測子女心理健康，預測系數分別為 0. 759、0. 828、0. 590 ( p < 0. 001) 。采用公式 Z = ( Zr1 - Zr2 ) /{ [1 /( n1 - 3) ]+[1 /( n2 - 3) ]} 0. 5[28]，對智障家系與正常家系的回歸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其預測系數差異顯著( Z = 2. 446，p < 0. 05) 。進一步分析可知，智障家系子女心理健康可由父母心理健康的 68% 進行解釋，正常家系子女心理健康可由父母心理健康的 33. 5% 解釋，智障家系傳遞效應大于正常家系。綜合表 1 結果，說明了智障家系父母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較大的效應量傳遞給了子女。假設 2 成立。

　　目前，對負性心理代際傳遞研究的對象人群還少有涉及智障患者。本研究對心理健康的評估采用了 GHQ-12 量表，盡管對該量表結構是單維的還是多維的尚無定論，但 Graetz( 1991) 提出的該量表焦慮/抑郁、社會功能低下和自信心喪失三個維度已得到較多研究的支持[24]( P355) 。因此，上述智障家系父母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較大的效應量傳遞給了子女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與現有對焦慮[13]( P21) 、抑郁[14]( P511) 等負性心理代際傳遞研究結果一致。

　　( 三) 子女社會支持在心理健康代際傳遞中的調節效應檢驗

　　1) 總體家系樣本的檢驗。使用 Hayes 編制的 SPSS 宏程序[29]，分別考察子女社會支持總分、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健康代際傳遞中的調節作用。在分析社會支持總分時，以社會支持總分作為調節變量，分析各維度時，以一個維度分數作為調節變量，其余兩個維度作為協變量，進行 5 000 次 Bootstrap 迭代估計。表 3 結果顯示，父母心理健康與子女社會支持總分、客觀支持、主觀支持之間交互作用顯著( t 值分別為 - 4. 58，- 2. 17，- 4. 25，p < 0. 05 或 p < 0. 001) ，與支持利用度交互作用不顯著( t = - 1. 72，p > 0. 05) 。

　　進一步對交互效應進行簡單斜率檢驗，將高于社會支持各測量指標平均值一個標準差的定義為 “高社會支持狀態的子女”，將低于平均值一個標準差的定義為“低社會支持狀態的子女”。結果發現，在高社會支持總分、高客觀支持以及高的主觀支持子女中，父母心理健康對子女心理健康影響較弱( β 分別為 0. 480，0. 631，0. 512，p < 0. 001) ; 而在低的社會支持總分、低客觀支持以及低主觀支持子女中，父母心理健康對子女心理健康影響較強( β 分別為 1. 089，0. 905，1. 094，p < 0. 001) 。即子女獲得的社會支持越高，父母心理健康對其影響越小，反之，子女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少，父母心理健康對其影響越大。

　　2) 不同家系樣本的檢驗。不同家系子女社會支持調節作用分析結果表明，智障家系表現出了與總體家系樣本相同的特點( 見表 4) ，父母心理健康與子女的社會支持總分、客觀支持、主觀支持之間的交互作用仍然顯著。正常家系父母心理健康與子女的社會支持總分、主觀支持之間的交互作用仍然顯著，但與客觀支持交互作用不顯著( 見表 5) 。

　　上述結果說明了子女的社會支持對其心理健康具有保護作用，但保護模式隨調節變量和子女類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在總體家系、智障家系和正常家系中，父母心理健康代際傳遞均受到社會支持總分的調節，與留守兒童的焦慮代際傳遞受到教師、朋友支持的保護作用基本一致[10]( P729) 。表明高水平的社會支持能緩沖父母負性心理健康對智障子女的消極影響。其次，智障家系與正常家系共同表現出了子女主觀支持對心理健康代際傳遞的保護作用，與國內研究中領悟社會支持的增加能有效提高殘疾人心理健康水平的結果相似[30]( P85) 。主觀支持或領悟社會支持是個體體驗到的或情感上感受到的支持，對于智障青年與正常青年而言，外部支持只有真正被感受到，走進其內心深處，才能對調節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產生重要影響[30]( P90) 。再次，盡管智障子女與正常子女的客觀支持無差異，但仍然在智障家系心理健康代際傳遞中具有緩沖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智障者受自身勞動與生產能力的限制，心理上對家庭與政府提供的經濟支持依賴性大，因而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更強。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結論有: ①秦巴山區青年智障者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下，可能影響其身體健康與生活質量水平; ②青年智障者總體社會支持不足，社會支持各維度不平衡，客觀支持較好，支持利用度與主觀支持相對不足; ③智障家系父母低下的心理健康水平以較大的效應量傳遞給了子女，但智障子女的社會支持總分、客觀支持與主觀支持可以緩沖這種負性影響。本研究結果將對在貧困山區從心理健康角度開展智障家系人群健康扶貧工作提供如下指導:

　　首先，鑒于貧困山區智障家系父母心理健康水平較低，并以較大的效應量傳遞給患者子女，因而智障者的父母應該是心理健康幫扶的重點人群。目前，國內對智障兒童父母的照顧負擔調查結果顯示，其照顧負擔表現有經濟負擔、社會歧視、身心俱疲、恥辱感等多項綜合特征[7]( P588) ，因而對心理健康的幫扶也應該建立多維度、綜合性的幫扶方案。具體為: 由專業的精神衛生工作者為其提供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服務，由政府提供經濟支持，改變目前對智障患者社會政策“一刀切”式的現狀，依據家庭照顧者的特殊需求分類制定不同的政策法規，包括加大重度智障患者的生活和照顧補貼，將輕度患者也納入補貼對象范圍等措施。

　　其次，鑒于智障青年在社會支持方面的主要問題是對支持的利用度較低，對政府支持的主觀感受不足，因而今后幫扶的內容重心應該聚焦在對此兩方面的教育。具體為: 精神衛生和社會工作者，從主觀心理層面出發，除了對患者進行心理與情緒問題干預外，同時要引導其積極主動關注和利用外部支持，并以感恩行為回饋提供支持者。此外，從支持來源創新層面出發，要引導智障青年充分利用現代互聯網獲取更多、更新的外部支持資源。在此方面，當地政府應為智障患者及其家庭成員免費提供相關的技能培訓。

　　最后，目前，我國在貧困山區對特殊人群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處于空白。本研究先期在貧困山區已經探索出了對智障兒童實施干預的“分散式家庭巡回干預方式”[31]，建立了由心理學專業技術人員與當地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婦女充當巡回教師的業務實施體系，以及由專家組、鄉鎮行政實施人員、聯絡協調員、巡回教師、兒童監護人等構成的 5 個層次組織管理網絡[32]，這些模式將對在貧困山區開展特殊人群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具體實施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