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穩定需要大力扶持社會中間力量

　　中國目前的社會中間力量過小、過弱，社會發展長期以來處于一個失衡狀態，社會穩定缺少社會基礎。培植和扶持中間力量就是要追求社會的平衡發展，為社會創造一個自主穩定基礎。這一點也已經為越來越多人所認識到，包括決策者。這表現在人們對中國的“包容性”發展模式和建設“橄欖型”社會的諸多討論中。

　　把建設社會中間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國的“維穩”困局中顯得更有意義。因為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不穩定因素，政府的“維穩”任務顯得格外重要。但無論政府的“維穩”努力有多大，技術手段有多高超，這些都是“外科手術”，只能產生一種機械的外在穩定。并且，正如人們在歷史上觀察到的，“維穩”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維穩”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會越不穩定。這也不難理解。對政府來說，目前的“維穩”不管其內涵如何，其主要表現為經濟和暴力兩種形式。

　　用經濟力量來“維穩”，比較具有軟性，但不可持續。“維穩”的經濟學邏輯就是會鼓勵和激發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通過“不穩定”狀態而獲得經濟利益。政府作為掌握國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組織，暴力在“維穩”過程中也始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當經濟手段不能發揮作用時，暴力就變得不可避免。但歷史經驗說明，使用暴力會導致更多的暴力。當今中國社會存在著的形形色色的、針對政府的社會暴力行為，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維穩”的這個困局對維穩者本身也是一樣的。對中央政府來說，穩定當然具有至高無上的意義，但對維穩者或者維穩政策的執行者就不見得了。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龐大的、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維穩體系，并且被賦予了超出想象的政治重要性和與之相適應的公權力使用權。但是人們看不到這套體系本身如何可能被監督。這套體系本身就有可能濫用權力，從而導致更多的不穩定因素。再者，這套體系本身的利益就是社會的“不穩定”狀態。一旦社會趨于一個穩定狀態，那么這套體系的利益就要受到影響，甚至威脅。就是說，對這套體系來說，“不穩定”狀態是符合本身的利益的。“維穩”因此有可能演變成維持不穩定狀態。

　　在任何社會，“維穩”或者說人們常說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但是這里必須明確在“法律和秩序”過程中，社會能夠做什么，政府能夠做什么的問題。社會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穩定的基礎，因為這是一種內在的穩定。政府的“維穩”如果破壞了社會的內在穩定，那么就會導致社會更大的不穩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過程中主要扮演兩種角色，一是為社會的自主穩定提供社會基礎，二是防止社會內部的極端因素破壞社會的自主穩定。

　　在任何社會，不能過分夸大政治在社會穩定過程的作用。如果社會本身不能產生一種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會的力量，從而也是社會不穩定的力量。無論在民主社會和非民主社會，這都是一樣的。西方民主，盡管也不時會有極端的力量出現，但總體上是穩定的。西方社會的穩定主要并不是因為民主政治，而是因為存在著龐大的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說，是社會自身，而非政治，穩定自身。中產階級之所以是穩定的基礎，不僅僅是因為財產問題需要穩定，更是因為遇到新的局面和問題，中產階級會理性地思考，不走極端路線。這也就是中國傳統上所說的“有恒產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外部力量無法持續穩定社會

　　相反，在中間力量弱小的社會，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權威政體，社會穩定沒有任何基礎。在中間力量弱小的社會，一般的情形是，各社會群體，經濟上(收入和財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識上高度對立，少有妥協的空間。如果存在民主政體，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僅沒有能力整合社會，反而使得社會更為分化，它們各自動員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它反對自身的社會力量進行斗爭。無政府而非秩序往往是這些社會的常態。如果存在權威政體，那么社會秩序往往是通過強權甚至暴力來維系的，就是說，社會秩序依賴的不是社會自身，而是外在于社會的政治權力。這樣一個社會秩序的可持續性隨時都可以成為問題。

　　目前的中國社會表現形式比較特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間力量如果從收入和財富來看在成長，但還沒有成為主流社會。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成長中的中間階層在思想意識上沒有能夠確立自身的話語。同時，中國社會的富裕階層和貧窮階層在收入和財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識方面表現為高度的對立。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穩定就是一個大問題。社會本身沒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這樣就出現了上面所說的“維穩”局面。

　　如果這樣的“維穩”局面不可持續，那么就要尋找另外的方法。怎么辦?從長遠來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來建設中間力量，從而為社會的自覺的秩序創造條件。一旦社會出現自覺秩序的條件，那么政府維穩的任務只是“法律和秩序”的問題，而不會出現像現在這樣的“維穩”困局了。在這方面，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已經為人們提供了不少很寶貴的經驗。

　　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標。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會”的概念。1990年代以來，在一部分人首先進入小康社會之后，執政黨又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小康社會”從其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執政黨的中產階級觀。人們目前所看到的中間力量就是這些連續政策目標的產物。

　　盡管政策方向很明確，但諸多原因使得中國離一個“全面小康社會”還很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政策改革進步緩慢，缺少有效的社會保護機制。改革開放政策培養出了一個中產階層，也使得數億人口脫離貧窮，但很顯然，國家既沒有保護中產階級的有效機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經脫貧人口重返貧窮的有效機制。

　　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創造財富的最有效的機制。市場機制可以產生一個中產階級，但市場機制不能保護這個自己培養出來的中產階級。在歐洲社會，保護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保障、醫療服務、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公共政策是歐洲社會主義的產物。從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現在人們所看到比較符合人性的資本主義，不是資本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社會主義保護了資本主義。不難發現，在西方，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往往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結合得好的社會。市場經濟為社會創造財富，而社會主義保護社會。

　　一句話，一個被保護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是發達國家社會穩定的基礎。實際上，保護中產階級始終是市場經濟社會政府的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任務。如上所說，因為選舉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須采取有效的舉措來保護中產階級。同樣重要的是，資本者也認同這一點，因為一旦社會失衡，社會秩序遭破壞，資本的正常活動就會成為問題。

　　中國的情況又怎樣呢?沒有市場經濟的引入，很難想象人們所看到的財富。一些人現在看到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就開始懷疑市場經濟，這并不公平。中國的問題并不處在市場機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會保護機制。市場經濟發展了，但諸多社會政策包括醫療服務、社會保障、教育、房地產等等要不建設力度不夠，要不沒有建立起來。更為嚴重的是，因為GDP主義的盛行，中國各級政府往往和資本結合，通過破壞社會來完成GDP增長的任務或獲取暴利。諸多社會領域例如醫療、教育和房地產，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國往往成為暴富領域。

　　因為缺少社會保護，中間力量不僅不能像經濟增長本身那樣得到成長，而且沒有任何生存和發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輕易使得今天的中產階級在明天就演變成為貧窮階層。同樣，已經脫貧的階層也容易重新淪落為貧窮。實際上，除了體系內部占據重大戰略地位的少數階層之外，任何階層都隨時可以演變為貧窮階層。正是因為對自己前途的不確定性，中國中產階級的中上層開始選擇“退出”，即移民海外，尋求保護。不過，可以確定地說，無論是基于知識的中產階層還是基于財富的中產階層，他們的“退出”會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的社會穩定。在全球化時代，如果他們在內部不能得到保護機制，不能得到確定感和安全感，他們的“退出”很難阻止。

　　也就是說，要對目前的“維穩大局”進行政策反思。如上面所討論的，這種“維穩大局”思路不僅無能推進改革進程，反而阻止和破壞社會產生一個自主秩序的可能性，從長遠看，反而會導致更大程度和范圍的不穩定。如果認識到中間力量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那么中國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確的方向，也不難回答諸如改什么、為什么而改革、怎樣改革等問題。要培養中間力量就必須繼續創造財富;要創造財富就必須深化市場化改革。但同時必須加快社會改革，確立社會政策，保護社會。只有這樣，中國社會才會進步，發展出一個可以持續的自主社會秩序，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創造一個有機的社會基礎。當然，這樣一個自主的社會秩序，也是執政黨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