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提振司法公信力四策

　　司法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個別地方不當干預司法、法律宣傳教育滯后、“官司一進門，兩邊都找人”的不當社會風氣等存在于法院系統外部的因素，也有司法不廉問題突出、案件質量不高、同案異判、裁判結果與民意相距較遠等法院系統自身原因。欲提振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首先應當眼睛向內看，把系統內部的事情處理好，至少應當從如下四方面展開努力。

　　一、解決司法不廉以消除社會公眾合理懷疑

　　在當下中國，社會公眾和法官群體自身對司法廉潔程度的評價之間，存在著非常值得注意和探究的明顯差異。一方面，社會公眾普遍認為司法不廉現象頗為嚴重，往往基于各種表面證據對法官群體的廉潔性作出較低的評價。另一方面，大多數法官覺得非常委屈、不被理解，認為絕大多數法官是廉潔的，有貪賄行為的法官僅是極少數。

　　筆者認為，此種認識和評判差異，不應簡單地歸因于職業身份、話語立場的不同。導致這種差異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法官是最大誠信職業，司法不廉具有負面的社會放大效應。司法程序往往被認為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社會公眾對其公正性、廉潔性寄予極高的期許。因此，司法不廉難以被接受和容忍，它直接影響著公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判斷。近年來，法院系統貪賄案件頻發，不斷損害著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威信。

　　因此，提振司法公信力的首要之策應當是解決司法不廉，獲取社會公眾對法官群體的信任。《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綱要》將完善反腐倡廉長效工作機制作為一項司法改革重點，可謂切中要害。筆者認為，解決司法不廉應注意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要把廉政建設的重點置于法院領導干部群體。法院系統內人事管理機制，院、庭領導把關下的案件合議制、審判委員會議事規則，使得法院領導干部掌握著裁判案件的關鍵權力，成為案件當事人及相關人員的重點“俘獲”對象。在違反法紀的法官中領導干部占很大比重，即可印證這一判斷。因此，各級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一定要秉持“嚴管就是厚愛”的觀念，建立制度約束法院領導干部過大權力，切實防止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的發生。

　　第二，要在法院群體中建立合理懷疑問責制度。法官作為社會公正的人格象征，當屬社會中的最大誠信職業。法官的職業公信力既是司法機制有效運行的人事基礎，也是法官職業和司法活動得到公眾尊重的心理依據。因知識、時間、精力、耐心的有限性，多數社會公眾對司法廉潔的評價均是基于對法官行為外觀的認識。見到一個時常衣華服開豪車、出入高檔酒樓的普通法官，社會公眾不但會懷疑該法官有貪賄行為，往往還會認為其他法官廉潔程度相去不遠。因此，法院系統應當建立合理懷疑問責制度，在某一法官行為足以使社會公眾產生合理懷疑時啟動彈劾程序，要求該法官經由公開聽證、當眾申辯等方式消除社會公眾對其品行的合理懷疑，否則即應自行離職或被裁汰出法官群體。如是，法官群體的職業公信力方能得以維護和提升。

　　二、加強案件質量監督管理以提升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的信任度

　　審判案件是一個裁斷他人重大利益的過程，立案、庭審、裁判、送達、執行等各環節均是公開展示公正的重要平臺。應當不難理解，司法公正主要是案件質量問題，司法廉潔主要是法官品質問題。但是，一旦出現案件程序瑕疵、認定事實偏差、法律適用不當等情形，社會公眾就可能聯想認為法官不廉致使裁判不公。

　　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案件質量瑕疵的確大量存在，既曾有法官便裝吸煙開庭，也曾有法官故意制造陰陽判決等情形;既有錯別字、數量金額等常識之錯，又有取證程序、送達時間等疏忽之錯，還有引用不存在的法律條文等荒唐之錯，使得社會公眾難以信任裁判文書經由嚴謹的程序、審慎的考量而公正作出。

　　筆者認為，大力加強案件質量監督管理亦是提振司法公信力的一個重要路徑。案件質量監督管理，系指各法院依托特定的內設機構，遵照既定的標準和方式，從立案、庭審至送達、執行等環節，對案件質量進行監督，以便及時糾錯。近年來，最高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均在對此項工作進行探索。

　　現行案件質量監督管理機制至少可從如下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強：其一，監督管理范圍應擴展。對刑事、民事、行政、執行等各類案件都應進行監督;應對立案、審判、文書制作、執行、歸檔等全過程進行監督;應對查封、扣押等重要事項和評估、拍賣等關鍵環節予以動態同步監督。其二，監督管理標準應科學。案件質量標準既應細化，也應科學，且具有可操作性，既應設定事實認定、證據歸納、辨法析理等法律效果標準，也應合理納入調解率、撤訴率、申訴上訪率、提出司法建議情況等社會效果指標，還應涉及案件全過程的程序合法情況，應根據案件差錯類別作出相應監督結論，不應簡單、無差別地認定“錯案”。其三，監督管理結果應予轉化。案件質量監督管理機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確保案件質量，而不是評定差錯等級、追究審判責任。因此，法院系統應注重以多種形式將監督管理結果進行轉化，如總結某一地區或某一段時間存在的普遍性質量問題，提出對策，制成規范性文件。

　　三、完善案例指導制度以統一法律適用

　　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對成文法予以解釋適用，可能造成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許多類似案件的裁判結果卻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如各地法院對所謂“兇宅”案的判決各異，對“以貸還貸”中的保證人責任處理不一，往往使得社會公眾懷疑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公正行使。

　　為統一法律適用標準、規范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最高法院在《二五改革綱要》中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導制度”。案例指導制度雖已出臺時日不短，但同案異判的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上下級法院之間在法律適用方面依然差距較大。究其原因，筆者認為，現行案例指導制度未能解決好三個方面的問題：指導性案例如何確定?如何適用?如何發展?首先，指導性案例的發布形式過于繁多致使檢索困難，發布標準把關不嚴致使質量參差不齊，指導性作用無從發揮。其次，未能明確指導性案例如何約束在后案件，使得多數法官并不重視指導性案例的檢索和分析。再次，判例法的精髓在于法官在“遵循先例”的同時注重運用“前例區分”技術發展法律因應時勢，而我國現有的案例指導制度并不注重某一案例所內含的裁判規則的后續發展問題。完善案例指導制度的關鍵也在于解決好這三個問題。

　　首先，在指導性案例的確定方面，應明確發布主體、質量標準、發布方式三個要素。指導性案例應當是已生效案件，其所涉法律問題具備一定的典型意義和普遍適用性且法律無規定或規定不明確，裁判對法律問題的處理符合法律精神且邏輯清晰、說理充分。考慮到新類型、疑難案件集中于中、基層法院，最高法院、各高級法院亦應允許中、基層法院發布指導性案例。但上級法院必須經常審查下級法院所發布指導性案例的妥當性，并作相應保留或裁汰。同時，現今計算機網絡已基本普及，最高法院應組織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指導性案例網絡庫，按案件類別、法律問題、法院級別、結案時間等標準予以分類，以確保法官群體和司法受眾能查詢到與待決案件類似的全部前例。

　　其次，在指導性案例的適用方面，法官應在審理報告中而不是在裁判文書中援引指導性案例。在我國司法系統內，上級法院的裁判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事實上的前例拘束作用，但這種拘束作用并非制度性的。若不要求法官檢索、參考指導性案例，則指導性案例制度將會因不能得到法官群體的自覺遵守而有名無實。考慮到裁判文書的前身——審理報告可記載不便對外公開的裁判理由，筆者建議，主審法官應當在審理報告中綜述上級法院或本院發布的與本案類似的指導性案例的處理規則，如果本案擬決意見與指導性案例相異，必須充分闡明理由，否則將承擔責任。如此一來，辦案法官必然主動檢索、分析相關指導性案例。同時，顧及當事人、律師及社會公眾亦能獲得指導性案例，辦案法官必然將在裁判文書中遵照或針對指導性案例的裁判理由展開說理。

　　再次，在指導性案例的發展方面，定期對指導性案例進行匯編。由浩如煙海的判例構成的判例法之所以能保持其系統性和適用上的連貫性，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定期對不斷發展法律的判例予以匯編。作為借鑒，我國法院亦應注重對指導性案例進行匯編。匯編至少應包含兩方面工作，一是對眾多指導性案例按案件類型、法律問題、結案時間等標準進行分類，如將涉及同一法律問題的不同指導性案例按時間順序排列以說明裁判規則的發展歷程;二是對指導性案例予以清理，如在上級法院發布一件指導性案例之后，及時裁汰本院或下級法院就同一法律問題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如是，指導性案例方能不斷向前發展，并切實發揮統一裁判標準、適應社會變遷的作用。

　　四、合理甄別、引導公眾判意以增進司法與民意的共識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公眾逐漸分化為不同群體，價值觀念也日益多元化。司法個案往往不僅關涉案件當事人利益，也承載著不同社會群體相異甚至沖突的利益訴求，容易引致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和參與。電視、報紙等傳媒輻射力的愈發強大，網絡的日益普及和運用，為社會公眾討論、評斷司法個案的處置方案提供了充分的渠道和空間。內在動因與外部條件盡皆具備后，“公眾判意”(指社會公眾對于司法個案處置的主流性、主導性意見和意向)逐漸成為社會中的常態現象，對司法過程的影響日益增強。這些意見往往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和基礎，體現了普通人群的一般生活經驗，甚至包含獨到的智慧和見解。若法院在裁判過程中未主動、合理地應對此種民意期許，也容易導致裁判結果不被社會公眾認同。在彭宇案、許霆案、鄧玉嬌案等案件中，社會公眾的討論、批評、建議對法院的最終裁判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筆者建議，各級法院在處理有較大社會影響案件過程中應高度重視對公眾判意的甄別、回應和引導。

　　首先，法院系統應當注意分辨公眾判意中是否夾雜著偏激情緒和落后觀念，是公眾意見還是僅系媒體意見，已經成型還是尚有變換可能。例如，孫偉銘案一審判決之前，諸多報刊、網站連續數日集中報道孫偉銘無證醉酒駕車肇事的情節如何惡劣;一審死刑判決作出之后，報刊和網站又聚焦于孫父抱病奔走籌錢以保子命的辛酸和無助，論證孫偉銘罪不至死刑，導引著輿論的走向。在新聞炒作高手、新聞推手等群體輪廓日漸明晰的輿論環境中，法院系統還應特別留意判斷所謂的主流或主導意見究竟是普通人群自由表述意見的自然匯聚，還是利害相關人或新聞炒作高手、網絡推手們刻意搬弄和操縱的結果。法院系統只有在合理甄別公眾判意的基礎上，才能有效作出回應。

　　其次，法院系統還應以公開審判過程為重點，積極主動地引導公眾判意。在社會公眾討論重大案件處理意見的過程中，法院應注意增加司法過程的透明度，及時、準確、多元、全面地向社會公布案情真相，消除公眾的疑慮，引導公眾在充分認識案情的基礎上展開討論，使得法院能夠在一種公正客觀的輿論環境中進行裁斷。同時，法院還應選擇恰當的人員、時機和方式發表全面看待案件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態度和意見，在裁判文書中針對支撐公眾判意的主要理由盡可能充分地展開說理，并在裁判之后以新聞發布會、判后解讀等方式對裁判理由予以詳盡解釋，以求得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公眾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