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下創新要素綜合配置與產業結構調整

　　[摘要] 數字經濟下將數據創新要素納入創新要素綜合指標體系，運用熵權TOPSIS法測度各地區創新要素綜合配置指數，從“速度-質量-效益”三個維度衡量產業結構調整水平，運用動態面板、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創新要素綜合配置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研究發現：創新要素綜合配置能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提升產業結構調整效益，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起到抑制作用;基于維度、強度和地區三個視角檢驗發現，創新要素綜合配置對產業結構調整“速度-質量-效益”存在異質性影響;中介機制檢驗顯示：技術創新和就業結構優化是創新要素綜合配置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傳導路徑。

　　[關鍵詞]創新要素綜合配置;數據創新要素;產業結構調整;異質性;中介效應

　　一、引言

　　數字經濟時代，創新驅動數字化轉型，智能引領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已成為優化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源泉。2020年4月，國務院頒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要求加強整合數據創新要素，加大對數據創新要素市場的培育力度，提高數據創新要素質量和規范性。為準確把握創新要素的概念范疇，將數據創新要素引入創新要素綜合指標體系，測度數字經濟下中國各地區創新要素綜合配置水平，有助于科學地認識各地區創新資源配置結構及創新驅動能力。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資源空間錯配、創新資本回報率低、創新驅動力不足等問題阻礙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因此，如何高效配置創新要素，激活數據創新要素的潛在價值，緩解地區創新要素短缺現狀，已成為中國各地區切實做到創新驅動產業結構調整中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關于創新要素內涵的研究，由對創新投入要素的單個研究到對創新要素系統的全面分析，創新要素內涵范圍被不斷拓寬。從創新系統理論來看，COOKE(1992)提出“區域創新系統”是由多個不同主體相互作用而成的組織體系，不同主體在該組織體系內部相互分工，存在某種特定關聯[1]。ARNE ISAKSEN 和HEIDI WIIG ASLESEN(2010)將創新系統中創新主體劃分成核心主體和具有服務作用的主體[2]。晏宗新等(2010)提出區域創新系統包括創新主體、創新市場和創新要素三個組成部分，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屬于創新主體;技術市場、人才市場等屬于創新市場;人才要素、信息要素等屬于創新要素[3]。周元元等(2015)認為創新要素是為支撐科技成果產出而投入的創新資源，主要有創新技術、創新人才和創新環境等[4]。蔡曉珊等(2018)從廣義視角將創新要素分成三個層次，即核心要素、服務要素和環境要素。其中，高校、科研機構等屬于核心要素，金融機構、市場和基礎設施等屬于服務要素，社會環境、文化因素和社會政策等屬于環境要素[5]。陶長琪等(2021)從五個方面構建創新要素系統，即人力、知識、技術、數據和制度五大創新要素子系統[6]。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將創新要素內涵范圍劃分成兩大部分，即直接作用于創新產出的創新投入要素和服務于創新活動的創新環境要素。數字經濟背景下，創新投入要素主要包括人才創新要素、資本創新要素、技術創新要素和數據創新要素，創新環境要素是指制度環境創新要素。

　　關于創新要素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經歷了由靜態向動態、由非線性研究向空間效應研究的演進過程。陶長琪等(2016)基于創新要素集聚的視角發現，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不存在線性關系，且創新要素在空間上呈現出“集聚”特征，同時產生空間溢出效應[7]。卓乘風等(2018)運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衡量產業結構升級，提出研發資金與研發人員跨區域流動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8]。劉飛等(2018)認為創新要素在區域分布上存在顯著差異，導致資本和人才創新要素對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存在空間異質性影響[9]。基于動態流動和空間效應雙視角，韓軍等(2020)提出R&D人員流動對本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消極影響;而R&D資本流動有助于本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卻抑制本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水平[10]。

　　綜合現有文獻來看，相關研究仍存在不足之處：一是僅從人才、資金和技術方面測度創新要素，對數據創新要素和制度環境創新要素的實證研究不夠豐富;二是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三個方面，缺乏對產業結構調整的系統研究;三是現有文獻主要分析創新要素與產業結構的非線性關系及空間效應，對二者之間作用機制研究較少。鑒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從人才、資本、技術、數據和制度環境五個維度，構建創新要素綜合指標體系，且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視角下從“速度-質量-效益”三個維度測度產業結構調整水平，實證檢驗創新要素綜合配置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二是從維度、強度和地區三個方面，檢驗創新要素綜合配置對產業結構調整的異質性影響;三是以技術創新、資源錯配和就業結構作為中介變量，分析創新要素綜合配置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傳導機制，探討創新要素綜合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速度-質量-效益”提升的可行性路徑。

　　二、作用機制與研究假說

　　現階段，各地區政府加大力度深化產業結構調整，但對產業結構調整的認識不夠全面。深化產業結構調整不僅是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速度，還應注重產業結構調整質量，更需要重視產業結構調整的經濟和生態效益。余泳澤(2015)研究發現中國區域要素稟賦與經濟發展階段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創新活動空間集聚特征顯著，創新要素“集聚效應”通過技術進步和規模經濟提升創新效率，進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11]。茶洪旺等(2018)提出創新是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根本動力，創新要素是影響創新活動的基礎資源，創新要素有效配置能加快技術創新，提升創新要素使用效率，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12]。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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