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現有文獻中關于區域低碳發展特征和目標定位的描述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ＥＣＤ）［３］提出的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概念，將低碳發展目標定義為相對脫鉤和絕對脫鉤兩種模式：若經濟增長率高于碳排放增長率，則稱為相對脫鉤；若經濟穩定增長而碳排放量反而減少則稱為絕對脫鉤。Ｔａｐｉｏ［４］進一步將脫鉤指標進行分解，并總結了８種脫鉤狀態及其彈性值。陳飛［５］在脫鉤概念的基礎上，借鑒歐洲國家提出的“倍數４”或“倍數１０”的目標，提出了我國低碳城市發展的Ａ、Ｂ、Ｃ三種模式。

這些成果為研究我國區域低碳發展的特征與目標提供了重要線索，但由于脫鉤概念僅強調經濟與碳排放“增量”的比較，忽略了碳排放“存量”和能源消費結構對低碳發展的影響，故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一種低碳發展特征與目標定位方式考慮了區域碳排放強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岳超［６］依據區域碳排放強度和經濟增長速度的關系，將區域低碳發展狀況分為高排放高增長、高排放低增長、低排放高增長和低排放低增長４種類型。這種分類方式充分考慮了碳排放“存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卻忽略了碳排放“增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脫鉤程度、能源消費結構變化、碳排放強度與經濟增長關系３個角度，對我國各省區低碳發展特征進行了分析，采用聚類分析法綜合３種特征分型結果，并對我國各省區低碳發展的目標進行了初步定位。

基于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脫鉤程度的省區低碳發展特征

１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脫鉤程度的衡量指標———低碳發展彈性系數

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脫鉤概念為基礎，某些學者提出了“脫鉤彈性系數”指標（碳排放指標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Ｔａｐ－ｉｏ［４］和李忠民等［７］又對該指標進行分解，引入交通運輸量、能源消費量和工業增加值等中間變量，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彈性關系。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設計低碳發展彈性系數（Ｅｌｄ）指標，用以衡量各省區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的脫鉤程度。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８］確定１２種能源類型：煤炭、焦炭、焦爐煤氣、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煉廠干氣和熱力。各地區對每種能源的消耗量可以從《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直接獲得數據。每種能源碳排放系數的計算公式為：碳排放系數（Ｋ）＝含碳量碳氧化率平均低位發熱量（３）式（３）中，各種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可從《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獲得數據，含碳量和碳氧化率來自《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９］。依據式（３）得出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見表１。

２各省區低碳發展彈性系數的計算結果及特征分析

本文從《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選取了除西藏以外我國內地３０個省、市、自治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分地區能源消耗量的數據，計算出各省區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年碳排放增長率（數據略）。人均ＧＤＰ由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地區生產總值及地區總人口數據得出，進一步計算得到各地區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年人均ＧＤＰ增長率（按不變價格計算）［８］。根據式（１），計算得出各地區低碳發展彈性系數（見表２）。為了避免短期數據的偶然性，本文采用５年內的計算值。參考Ｔａｐｉｏ［４］和陳飛等人［１０］提出的低碳發展脫鉤程度分類方式，本文定義了５種低碳發展情景，并根據我國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各省區低碳發展彈性系數的計算結果，對各地區低碳發展的特征進行了界定（見表２）。從中看出，我國大部分省區尚未實現向脫鉤發展的轉變，只有７個省市實現弱脫鉤發展，即經濟增長方式正在向低碳節能方向發展。我國內地除西藏外的３０個省市中，只有山西省達到了基本脫鉤發展的標準，其低碳發展彈性系數顯著低于其它省區。經分析發現，由于山西省從２００８年起開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大規模重組并關閉煤炭企業，導致該省經濟大幅下滑。２００９年，山西省人均ＧＤＰ增長率僅為０．７１％，而能源大省的煤改使碳排放負增長成為必然，這就導致山西彈性系數明顯較低，且年幾何平均值出現負值。

基于終端能源碳排放結構彈性系數的省區低碳發展特征分析終端能源消費結構是體現區域低碳發展特征的重要方面。李忠民［７］曾試圖將低碳發展彈性系數進一步分解為３部分，用各地區的直接碳排放量與能源消費量增加之間的彈性系數反映能源消費結構。但由于受二次能源生產與消費的影響，這種彈性關系并不能真實反映當地的能源消費結構。為此，本文提出使用各地區的終端能源消耗量計算能源碳排放結構彈性系數（Ｅｃｓ）。若某地區終端能源消費中的化石能源比例下降或非化石能源消費比例上升，會使該地區碳排放結構彈性系數下降。本文從《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選取了除西藏外我國內地３０個省、市、自治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１３種主要能源終端消耗量數據，進行各省區碳排放結構彈性系數的計算，結果見表３。通過表３可以發現，我國內地３０個省區的能源碳排放結構均無明顯改善。即使是能源碳排放結構有所改善的２０個省區，改善程度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基本持平。這說明，由于清潔能源的發展速度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我國整體的能源碳排放結構并未得到有效改善，這是影響我國碳排放目標實現的一大瓶頸。

基于碳排放強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區域低碳發展特征

低碳發展彈性系數指標和終端能源碳排放結構彈性系數指標，雖然能有效反映地區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的脫鉤程度，以及終端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但兩者衡量的是各因素增長率之間的相對變化，并不能反映各地區資源稟賦、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社會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對現階段碳排放（即“存量”碳排放）水平帶來的影響。在制定地區低碳發展目標時，應綜合考慮“存量”與“增量”碳排放特征，而碳排放強度指標（單位ＧＤＰ碳排放量）能夠較好地反映社會發展水平和地區開發程度對碳排放水平的綜合影響。本文參考岳超［６］等提出的碳強度與經濟發展對比方法，將碳排放強度與經濟增長關系類型分為４種模式。在經濟增長指標選取方面，選用人均ＧＤＰ增長率代替ＧＤＰ增長率，使分析更具可比性。通過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平均碳強度和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長率（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對比，將各省區碳排放強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為高碳低增長、低碳高增長、高碳高增長與低碳低增長４種模式，見圖１。從圖１可以看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和浙江由于產業結構較為合理，發展方式逐步向集約化方向轉變，因此明顯具有低碳低增長的特征；而東北三省和西部省區，如內蒙古、寧夏、陜西、青海、新疆、甘肅和貴州由于長期采用粗放的發展方式，因此呈現明顯的高碳特征。

我國各省區低碳發展目標定位

基于上述低碳發展特征分析結果，采用聚類分析方法，將我國內地（除西藏外）３０個省區分成６類（見表４）。這種分類便于從國家層面對各省區的碳排放水平和減排潛力進行估計，從而確定各省區共同而有差別的低碳發展目標和責任。按照在改善能源消費結構的基礎上，先控制“增量”碳排放、再消化“存量”碳排放的原則，我們對各類省區的低碳發展目標作了總結。

結論與展望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所承諾的碳排放降低目標是我國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那么，應如何從全局角度科學地設計各省區低碳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國家責任的前提保證。當前，我國各地區都在積極制定與實施低碳發展規劃，希望本文提供的思路能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由于數據的局限性，本文對各省區低碳發展目標的定位尚存在不足之處，只是提出了低碳發展目標設計的基本思路，更具操作性和現實性的研究還有待于深入。（本文作者：鄭立群、張宇 單位：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