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的權能非常廣泛，如占有、使用、收益、改良、遺棄、出租、轉讓、排除他人干涉。這些權能，只是支配范圍不同或是支配自由的內容不同，但都強調所有權人對財產支配自由的邊界的認定。所有權機制包括利益和風險。即出于對利益的追求，積極地進行投資行為；出于對風險的規(guī)避，謹慎地進行投資行為。這樣產生的結果就是：理性的投資行為是利益歸其所有，風險歸其承擔。因為只有個人行動的成本、收益都歸個人承擔，才能激發(fā)起個人的積極性，但是，由于交易雙方預測到風險并在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所需要的成本很高，甚至高于效益，所以在合同中是不會出現相應的約定的。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所以需要法律去填補漏洞———由法律直接規(guī)定，也就是說：合同的終點即法定的起點。“直接由法律規(guī)定”的部分，只在剩余項目的范圍內進行，“剩余項目”指剩余的權利和剩余的風險。只有在剩余層面上才是法定的，是因為這時候是最有效的，也是為了彌補交易成本和約定成本過高所造成的合同不完全，為了填補合同不能明確、不能期待的地方，也是為了防止由此帶來的所有權的不確定性。

所有權的結構

世界上的產品總體上分為兩類。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了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兩類。其中，社會產品之所有權又分為俱樂部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私有所有權。私有所有權又分為約定所有權、法定所有權和逃逸所有權。所有權逃逸又與公共所有權的界限模糊。正是因為交易成本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的變動決定了這種結構化的存在。從經濟法的角度講，只要雙方的交易所增加的福利超過了減少的福利損失，就是有效率的。經濟法的這種規(guī)定，是為了維護競爭秩序的穩(wěn)定、公平，確保商品經濟穩(wěn)定運行。

所有權制度建立的原因

所有權分為兩層：第一層是利益，利益是純然的“私產品”；第二層是排他，排他即指公共產品。把產品分為私有產品（競爭產品）和公共產品（非競爭產品），但有時公有和私有之間也是存在灰色地帶的———即公共產品的私營化。如利用商事效率，將諸如修筑公路、建造地鐵和住房等交給私人去做，但這又不是純私有的產品，因為其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對于此類產品，有時是沒有準確定位的。如拉弗曲線告訴我們的，稅率越高，政府的稅收就越多；但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yè)的經營成本就提高，投資就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政府必須保持適當的稅率，才能保證較多的財政收入，良好的稅率才可以讓魚與熊掌兼而得之———收入和國民產量都將增加。稅天然就和憲政結合在一起。一方交稅，另一方提供公共產品并提供法律保護、保障。即用稅法去再次確認所有權制度。所以說，所有權是隨著法律的產生而產生的，其需要法律的保護。自國家產生以后，任何財產權利最終都要表現為法權，即為一種重要的法權表現形式。十七八世紀，占思想主導地位的自然法學派認為：個人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出發(fā)點，理性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礎，自由意志是理性的內涵，平等是上帝的安排，享受權祈求幸福是人生最終的目的［2］。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就是這種私人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思想的強力證明。而后，歷史法學派和分析法學派興起。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法學派開始取代分析法學派，對所有權有了新的認識。社會法學思潮對民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主要表現是對私人所有權的絕對性進行限制。社會所有權思想是德國著名的學者耶林在《法律的目的》一書中提出的。所有權行使之目的，不獨應為個人的利益，同時也應為社會的利益，因此，現今應以社會的所有權制度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3］。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第153條規(guī)定：所有權負有義務，其行使應同時有益于公共利益。

所有權界定的標準

（一）所有權確認規(guī)則

誰能自愿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就把資源所有權確認給誰。這是所有權確認的第一步，即所有權界定、確認市場機制、所有權初始界定。當交易成本為零時，所有權的初始界定對效率是沒有意義的；而如果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下，法律對所有權的界定就具有了效率評判的意義。科斯定理已成為了所有權經濟學的基礎理論。

（二）所有權保護規(guī)則

所有權界定的保護規(guī)則，保護的是法律所賦予的排他性，即保護所有權所有。保護規(guī)則下細分為三個規(guī)則：第一，財產規(guī)則。法律把所有權界定給一個主體，其他人如果要得到該所有權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只有當代價達到了該所有權人的預期，才可能得到所有權。這反映了法律對私人事務的最小干預，賦予雙方主觀的、私人的價格。第二，責任規(guī)則。法律不僅僅規(guī)定所有權歸誰所有，還規(guī)定了摧毀這個所有權的價格。當一個主體可以支付這個價格時，他便獲得了摧毀這種所有權的權利。這種價格是客觀的、公共的價格。每個人買賣產品時是不會表達內在的真實想法的，都希冀獲得更多的好處，這正是責任規(guī)則存在的必要性。其實，我們從財產規(guī)則和責任規(guī)則的內涵可以推斷，財產規(guī)則實際上是“禁令”，責任規(guī)則實際上是“損害賠償”。財產規(guī)則是典型的私法自治，責任規(guī)則主要運用于侵權領域。當這兩種規(guī)則的交易成本過高，高到這些規(guī)則都不能再施行，此時就由法律對其直接規(guī)定，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此即科斯第三定理。第三，不可讓與規(guī)則。法律不但規(guī)定了責任規(guī)則，還限制對其轉讓，因為有些規(guī)則超出了效率的規(guī)則。有些所有權是不可讓與的，比如身體健康權、人格權利等。人格屬于社會性概念，存在于每個人之中。而法律是空間范圍內的事，不可能觸及所有方面，此時便以不可讓與規(guī)則來調整。（本文作者：白瀟 單位：河北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