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和諧共生的云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

宗教蘊含著人類文明的基因，是一種重要社會文化現象，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有宗教的存在。梁漱溟先生指出:“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且每依宗教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導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識以至各種學術，亦無不導源于宗教。”［2］(P23)人們將自我與心靈、個體與他人、個體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等方面的關系，集中表現為人與神的關系并曲折地反映在人類的宗教里，用以指導從日常生活直至社會生產的各種活動。宗教是人類思維具有抽象概括能力、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出現的社會現象。宗教其自身發生、發展和演化的規律與過程，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形態。學術界對于宗教形態的分類很多，如按人為因素的多少分為自發宗教、人為宗教或自然宗教、神學宗教;按演化順序分為原始宗教、古典宗教、現代宗教;按影響范圍分為民族宗教、國家宗教、世界宗教;按制度因素的強弱分為制度性宗教、分散性宗教等。多元性是云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顯著特征。歷史上，云南相對封閉但又地處連接中南半島民族走廊的特殊自然人文地理環境不僅帶來了眾多民族，也舶來了多元宗教文化。相對獨立但又在經濟、文化、婚姻等方面交往密切的眾多少數民族群眾是云南多元宗教文化的信仰載體。宗教之間的和諧與民族之間的和諧相互促進，形成云南獨特的宗教文化生態，使云南以“植物王國”、“動物王國”、“民族文化寶庫”、“宗教博物館”著稱于世。在這塊美麗神奇的紅土高原上，繁衍生息著55個少數民族。云南宗教形態紛繁復雜，從原始宗教到世界宗教，種類齊全，內容豐富，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五大宗教俱全，包括漢族在內的26個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保留著自己的傳統宗教信仰。有些民族幾乎全民信仰某一種宗教，如藏傳佛教之于藏族，南傳上座部佛教之于傣族，伊斯蘭教之于回族。在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中，這些宗教已成為各民族歷史文化、現實生活以及社會心理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刻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觀念、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

云南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具有典型的多元和諧性與重疊共生性。在某一特定區域或社區，一種宗教為多個民族信仰，一個民族信仰多種宗教的現象非常普遍。一般而言，這些地區存在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相對先進的主體民族，在政治、文化、風俗習慣、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諸多方面，都對本地區其他民族產生了極大影響。隨著民族之間頻繁的交往，主體民族的宗教形態必然也為其他民族所接受。例如處于云貴高原向青藏高原過渡地帶的麗江地區，藏傳佛教為生活在這一地域的藏族、納西族、普米族所信仰，同時納西族、普米族還保留著本民族的東巴教、韓規教;在亞洲內陸向中南半島過渡地帶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怒江下游與緬甸接壤的德宏傣族自治州，南傳佛教不僅為傣族所信仰，也為居住在這里的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所信仰，潑水節亦是上述民族共同的節日。由于各民族之間相互通婚，家庭內部成員具有多種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在怒江丙中洛地區，我們可能不經意間邂逅這樣的家庭:祖父信仰怒族宗教，祖母信仰傈僳族宗教，父親信仰藏傳佛教，母親信仰基督教，兒子又信仰天主教，兒媳沒有宗教信仰。在人際和諧的基礎上，安立著神際和諧。與世界民族宗教沖突頻仍的局勢相比，云南多元宗教、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諧共處的美好圖景，彌足珍貴。從普洱拾階而上經大理、麗江、香格里拉直達拉薩的茶馬古道，不僅連接了農耕和游牧不同的經濟生態，更串起了十余個少數民族璀璨多姿的宗教文化，茶馬古道途經的重鎮，隨處可見多民族宗教和諧相處的畫面。經過長期的歷史演化，云南各種宗教都擁有相對穩定的信仰群體，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動態的結構平衡。云南諸多少數民族的宗教活動具有鮮明的集體性。所謂集體性是指，以村寨、社區甚至整個部落、氏族為單位，所有成員參與某項宗教活動，而祭祀對象也多為村寨、社區、部落或氏族的保護神，久而久之演化為本民族共有的宗教節慶。生活在滇南、滇西南的哈尼族、傣族、阿昌族、德昂族、布朗族等民族，每個村寨都有寨神，定期集體祭祀。集體活動也從宗教生活延伸到日常生產、生活之中，全寨成員相互幫助，提高了集體凝聚力。

二、云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發展趨勢

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云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諸多方面如音樂、舞蹈、器物制作等不斷偏離宗教的載體與場景，走向舞臺和市場，呈現世俗化、民俗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第一，世俗化趨勢。隨著云南民族文化強省、綠色經濟強省戰略的實施，少數民族宗教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大多數人關注的目光卻聚焦于少數民族宗教的神秘色彩，甚至有人將其作為一種商品進行開發，在滿足人們好奇心的同時大發其財。現有對少數民族宗教的關注，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抓住少數民族宗教生存和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還將少數民族推向商品化、表演化、形式化的懸崖。尤其是以宗教文化為旗號，進行粗俗的旅游開發活動破壞最大。一旦離開了培育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土壤，抽空了信仰內涵和神圣內涵，就徒具宗教的外殼，而成為被把玩、被欣賞的對象。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護，我們就要到民族博物館中借助各種法器、經籍、照片或學術著作、文藝作品等去建構、浮想少數民族宗教了。

第二，民俗化趨勢。在社會發展日趨多樣化、世俗化的背景下，宗教對少數民族的影響已遠遠不如過去強大。宗教已從中心走向邊緣。在政治、經濟形態中，宗教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宗教領袖干涉政治、宗教禁忌制約生產的現象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在民族習俗文化、民族心理意識甚至日常生活中，宗教仍有重要影響，而且少數民族宗教融入民俗的步伐正進一步加快。實際上，沒有哪一種宗教不曾與民俗相結合，世界宗教如此，民族宗教更是如此。伊斯蘭教以宗教的形式引導穆斯林的生活習俗，基督教也以宗教形式涉足教徒人生禮儀的各個主要環節，佛教對其傳播地區人們的衣食住行、行為舉止、婚喪嫁娶等方面影響至巨。民族地區的調查經驗啟示我們，在少數民族的婚姻、喪葬、農事、建房、生育、節慶等每一方面每一環節的風尚習俗中，都包含了相應的宗教觀念或宗教活動的內容。

第三，多元化趨勢。云南少數民族宗教的多元化特征非常顯著，而且在社會多元發展的影響下，這一趨勢仍將持續。世界五大宗教云南都有，尤其是同時具足漢傳、藏傳、南傳三大佛教部派，而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地方。本來是世界宗教，但傳入云南后經過漫長的歷史演化融入民族文化的中心，反而成為民族宗教，如傣族的南傳上座部宗教，藏族的藏傳佛教，壯族、瑤族、布依族等民族的道教形態同樣如此，甚至基督教會民族化的趨勢也很明顯。隨著社會的發展，一個民族同時信仰好幾種宗教，一種宗教同時為好幾種民族所信仰的現象將成為一種趨勢。比如彝族群眾既有信奉畢摩教的，又有信奉佛教、道教的，近代以來也有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南傳上座部佛教既為傣族信仰，也為布朗族信仰，還為德昂族信仰。

三、云南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發展面臨的挑戰

云南少數民族宗教的發展，不僅面臨著現代化、全球化、世俗化的整體挑戰，也面臨著基督宗教“后來居上”的挑戰。前者使少數民族宗教的信仰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后者使少數民族宗教的信仰生態產生危機。恰如《道德經》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3］(P235)云南少數民族宗教發展面臨的挑戰，正是其提升自身信仰素質與文明素質，融入現代社會的契機。

(一)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環境變化的挑戰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和云南連接東南亞、南亞國際大通道戰略的實施，云南少數民族宗教將受到外來宗教和文化的巨大沖擊，而云南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脆弱性結構，使其宗教在與外來宗教的博弈中極易處于下風。與云南為鄰的東南亞地區，歷來是民族眾多、宗教復雜、文化交流十分活躍的地區。特別是處于前沿的跨境民族地區，傳統宗教的生存和發展將面臨日益嚴峻的壓力。云南跨境民族地區與周邊國家同民族同宗教現象十分普遍，境內外同一民族宗教信仰狀況的任何變化必然會傳導至國內。尤其是基督教的傳播使少數民族成員越來越脫離傳統信仰而走進教堂，代代傳承的信仰逐漸淡化了宗教色彩，而轉化為一種民俗活動，有些甚至直接消亡。與制度型的世界宗教不同，少數民族宗教是擴散型的宗教，缺乏統一的組織、嚴密的教義、固定的活動場所等。若不采取有力措施，任其在世俗化、多樣化的社會中自由發展，少數民族宗教必將進一步擴散，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信仰色彩越來越淡，淡之又淡，以至于消散，飄蕩為歷史和文化的云煙。世俗化的每一步發展，都將使宗教的神圣領域有所減少。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宗教具有明顯的功利性色彩，之所以信仰不計其數的鬼神，是因為所有鬼神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專司職能，人們為了自己的現實利益對其獻祭。宗教作為一種上層建筑，必有其安立之上的經濟基礎。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生了極大變化，原始社會、農業社會中的很多神祇在現代社會中喪失了用武之地，一些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功能性信仰必然為人們所放棄。云南少數民族宗教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中一些反映農業社會甚至原始社會的內容不可避免地在現代社會中消失，而一些曾經與農業生產、狩獵活動、漁牧活動有關的祭祀儀式，或者衰退，或者融入民族風俗。比如，彝族歷史上曾流行圖騰崇拜，植物中有竹、松樹、葫蘆等，動物中有虎、牛、羊、雞等。新中國成立后，局部地區仍有一些圖騰崇拜的遺跡，但現今已不復存在了。但彝族婚喪嫁娶等活動仍由畢摩來主持，其風俗習慣仍與其宗教信仰緊密聯系在一起。

社會性是宗教的本質屬性，宗教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同步進行。社會發展已經使少數民族宗教面臨著迥異于傳統社會的生存環境。對此，我們或可用“脫域化”來形容: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少數民族傳統宗教不得不面臨從其原生環境中脫離出來的危險。少數民族是其宗教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如果沒有信仰的主體，少數民族宗教的發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離開少數民族來談民族宗教的發展，無異于離開物質而談運動。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面對世俗化和基督教傳播的雙重挑戰，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群眾對于本民族的傳統信仰出現偏離傾向。在一些民族地區，我們經常看到大批青少年出入于網吧、歌廳、電影院，熱衷于現代娛樂方式，對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缺少了解，缺乏興趣。成年人忙于生計，無暇顧及傳統宗教活動，同時受到歷史上“極左”思潮的影響，將傳統宗教視為“封建迷信”而不愿參加。而本民族宗教的巫師、祭祀雖然有較為豐富的傳統宗教知識，但大都年事已高，面臨后繼無人的危險。雖然有些民族地區如西雙版納，幾乎所有的村子都重修了佛寺，但很多是有寺無僧，更缺乏高級僧才，重要的宗教活動要到緬甸去請佛爺來主持。眾所周知，宗教作為一項社會建制，其基礎不在天國而在人間。一旦失去信仰環境，信徒和教職人員數目銳減，宗教即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機。面對多元化、世俗化、現代化的客觀信仰環境，少數民族宗教已無力回天，也不可能再重返原始社會。所能改變的只是宗教自身的結構、素質以及態度。少數民族宗教必須與社會發展同步協變，才能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二)市場經濟發展的挑戰

由于布朗族只有語言沒有本民族文字，相關的儀式和口傳經文隨著祭司和民間老藝人的去世而失傳。許多少數民族的宗教祭司同時也是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民間宗教的衰落，一定程度上是傳統文化的衰落。筆者曾經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縣布朗山鄉拉祜族村寨訪談，發現寨子入口處用于祭祀的公房已經破敗不堪，村子中的人們都熱火朝天地搞經濟建設，例行的宗教儀式也很久沒有舉行了。這種現象，我們可以概括為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剝離”，“精神抽離”，“人員逃離”，“行為疏離”，“社區脫離”，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境遇面臨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三)基督宗教傳播的挑戰

基督教傳播的主要原因，固然與西方國家的支持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基督教的文明素質高、信仰素質高、社會服務功能強，而且信仰成本低。宗教事業與社會事業緊密結合，是基督教能夠沖破由政治、社會、風俗、心理等因素設置的強大障礙獲得傳教成功的重要原因，客觀上也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現代化進程。這些少數民族歷史上深受漢族和大民族的欺壓剝削，社會發展水平低，生活在貧困、短缺和邊緣化的處境中。傳教士緊緊抓住他們生活中的苦難與不幸，抓住他們尋求拯救和關懷的心理需要，通過創立傳教文字、創辦教會學校、設立醫療機構和慈善機構等舉措，贏得了他們的信任，為傳教成功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也使這些民族的社會面貌和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5］(P1)由于基督教與少數民族傳統宗教發展水平的差異，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吸收傳統宗教的因素，信奉基督教的少數民族群眾，是在放棄他們傳統宗教基礎上獲得新信仰的。其客觀結果是，這些少數民族群眾日漸分為信仰傳統宗教的和信仰基督教的。每增加一個基督教徒，就會減少一個傳統宗教信徒。基督教每向前一步，少數民族宗教就向后一步。民族文化的整體性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長此以往，極有可能擴大同一民族內部基督教徒和傳統宗教信徒之間的差距，促成民族文化的解體。（本文作者：孫浩然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