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五代時期佛教的發展

至隋朝統一天下，在歷代帝王的倡導下，佛教重新獲得了相對寬松自由的發展空間。雖然經歷了朝代更替，安史之亂，唐武滅佛，黃巢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但是相對于其他歷史階段，佛教在這一時期還是達到了鼎盛階段，并一度超越印度，使中國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主要表現有:大量建造寺院、廣泛招納僧尼、整理翻譯佛學經典、鑿刻石像佛經經幢等。

二、隋唐五代時期佛教類石刻的發展

首先，佛教類石刻的數量迅速增多。根據《隋唐五代石刻語料庫》的統計，本時期的佛教類石刻拓片共有797張(每張為1方)，其中，隋代75張，唐代687張，五代35張。由此可見，隨著佛教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信徒投身到佛經石像的刊刻中，為后世留下了不計其數的佛教類石刻文獻資料。其次，佛教石刻的類型由單一化向多樣化發展。根據《隋唐五代石刻語料庫》統計，隋唐五代時期的石刻類型主要有:廟碑、功德碑、墓志、磚志、碣、造像記、柩記、題記、墓記、造橋記、塔記、投龍記、造義井記、寫經記、開石室記、麻姑仙壇記、齋醮記、報德記、游石橋記、龍泉記、浯溪記、墓版文、題刻、磗刻、題名、塔銘、龕銘、造浮圖銘、序、詩刻、游仙篇、經幢、買地券、石經、勅內莊宅使牒、鎮墓文等36種。其中涉及到佛教的種類主要有:造像記、塔記、題記、塔銘、龕銘、寫經記、造浮圖銘、序、經幢等9種。有關佛教的石刻，在六朝時期只有以造像記、摩崖為主的幾種簡單類型。而隨著佛教的逐漸興盛繁榮，佛教石刻的類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表述形式。在隋代，佛教石刻除了造像記(樊尚造像記、姚長寬造像記、董暉寶等造像記、韋載造像記等)以外，還出現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舍利塔(下)銘。例如:岐州鳳泉寺舍利塔下銘、信州舍利塔下銘、鄧州舍利塔下銘、金輪寺舍利塔銘等。到唐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達到了鼎盛狀態。當時眾多的佛教徒及其信仰佛教的平民百姓都十分相信:把陀羅尼經刻寫在經幢上，經幢上的灰塵被吹到人身上，或者經幢的影子映到人身上，都可以使自己脫離苦海，死后免入地獄之苦，托生西方極樂世界。至于造經幢刻石經，那更是功德無量的美事。于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佛教石刻便應運而生，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開始出現并迅速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第三，鑿刻或者捐刻隊伍龐雜，上至皇親國戚，下至黎民百姓。隋代大業元年出現了一方《李淵造像記》，是李淵為兒子李世民祈福所造。大唐及五代出現的經幢并序皆為達官貴人撰寫鑿刻，甚至皇帝都親力親為，如唐太宗撰文，褚遂良書寫的《三藏圣教序》、《三藏圣教序記》。由此可見，當時帝王將相、文人墨客異常重視佛教石刻，競相撰刻碑文。上之所好，下必趨之。這一時期不僅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墨跡刀痕遍布全國，而且黎民百姓祈福免災的造像刻石也比比皆是。據統計，本時期下層民眾鑿刻的造像記多達285種，如隋代的《劉洛造像記》、唐代的《大申優婆夷塔記》、五代的《高四娘造像記》等。

三、佛教文化對石刻楷書的影響及表現

與佛教石刻的發展相對應，記載佛教的石刻文字內容也由原來的單一化向多樣化發展，由原來單純的記載民眾的祈愿希望以及捐造者的名字發展到以刻寫佛教經典著作、長篇贊記為主。內容的增多和官方的參與，致使記載佛教內容的石刻楷書更加工整、正式，有的甚至成為后世書法愛好者臨摹的范本。例如隋代仁壽元年制《大隋岐州岐山縣鳳泉寺舍利塔下銘》此銘中，楷書字體已相當成熟，刻工甚精，字體工整大方，開歐虞楷法之先河，以致后世習者對此拓本玩之不倦。其次，新造字大量出現。佛學經典本為梵文，入主中原之后，要被翻譯成漢字，才能被社會民眾所接受。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佛學翻譯家，如玄奘等。佛教經典的翻譯，特別是經幢的流行，使得很多的佛教詞語在漢語中沒有與之對應的漢字，于是出現一批新造字。這批新造字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在原來的漢字左邊加一個構件“口”，如“啰、喃、唎、哩”等，均見于唐會昌二年《文鑒等造陁羅尼經幢》咒語中。根據調查，這種方法產生的新造字有12個:啰、喃、唎、哩、噪、唄、喇、囕、囇、嚩、嚧、嚟，均出現于佛教咒語或者塔銘中。對此陳原先生曾經指出:“漢唐時期因佛教的傳入，大量從梵文中‘引進’了借詞。大量的佛教詞語的表示方法。借詞所用的漢字往往在原來的漢字左旁加一個‘口’這個‘口’表示這個漢字是音譯的借詞。漢字系統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它在創造新字時只能采用一種指示符號(例如“口”、“氣”)加在原來的漢字上作為偏旁，順理成章，符合漢語的造字法。”一是在原來漢字的基礎上加上一個表義構件，如“跏”，見于唐大歷六年《同光塔銘》“結跏趺坐”;“袈裟”，見于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國碑》“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其中“袈裟”二字的書寫形式與今天簡化字中的形體已經完全相同;“砂”，見于唐天寶二年《園濟塔銘》“在身心為砂界含生”;“矖”，見于后唐長興三年《懐州豎立生臺記并經幢》記載的“佛頂尊勝陁羅尼真言”中;“橖”，見于隋仁壽元年《古寶輪禪院記》“下基起木塔甘橖”;“攞”，見于唐大歷十三年《明覺寺尼心印記》“一切如來心真言”中;“嶪”，見于唐景福元年《憫忠寺重藏舍利記》“中有寶閣，橫云嶪虛”;“塑”，見于后唐同光四年《行鈞塔銘》“復立殿堂，兼塑佛事”。共計9例，均為翻譯佛教用語而新造的字。大多為音譯梵文。

在當時的一些非正式場合，佛經中的一些音譯詞會被刻寫得不太規范。特別是刻寫造像記時，涉及到佛教詞語經常使用讀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來刻寫。例如，以“卷”代“眷”，《隋權茍造像記》:“愿見在卷屬，及國土眾生，普同成愿。”《唐韓弁智造像記》:“合家卷屬，同登正覺。”這兩例中“卷”本應“眷”，卻用“卷”代之，是因為二字音同而發生替換。因為“卷”為膝曲之義。“眷”為親屬、眷屬之義。二字的意義完全不同，但均為見母線部去聲字。根據調查這兩個字的替代現象僅出現于石刻造像記中，其它內容的石刻材料和傳世文獻中均未發現此用例。以“腦”代“惱”，《玉篇·肉部》:“腦，奴到切。頭腦也。”《廣韻·晧韻》:“惱，懊惱。”二者意義并不相同，而“腦”、“惱”均屬于泥母晧部上聲字，兩字聲韻調全同。《隋韋載造像記》:“為亡父母，離苦超凡，降生人間，掃除煩腦。”“煩惱”本是佛教用語。陳義孝《佛學常見詞匯》:“煩是擾義，惱是亂義，能擾亂眾生身心，令使心煩意亂的見思惑，叫做煩惱。”這里本應作“惱”，卻以“腦”代之。此類替代在其它的文獻中均未發現，當是石刻造像記中特有的現象，例文中將頭腦的“腦”寫為“惱”是音同而替代。另外還有諸如:以“區”代“軀”、以“菊”代“鞠”等等也是僅僅出現于造像記這類石刻文獻中的同音替代類用字現象。筆者曾對這一時期石刻楷書用字中的同音替代現象進行過調查并撰文指出:“這種現象已經比較少見，且大多是之前用法的沿用;二是這一時期所獨有的同音替代現象大多出現于造像記類石刻之中。前者顯示在隋唐時期楷字的使用已經漸趨規整，后者則表明即使是在楷字發展的成熟時期，民間用字仍然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不過由田夫石匠，率爾操觚而已。”刻寫造像記的下層民眾為了追求簡單易寫，有意的選用一個筆畫簡單的字去代替一個筆畫繁多的同音字，而使得這一材質文字的使用附帶有很大的盲目性，與社會用字的主流背道而馳，有時甚至會造成漢字使用的混亂駁雜，給文化的學習與傳播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作者：李海燕 路 瑩 單位：同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