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對海外學術成果進行譯介外，該階段已經有了一些具備本土學科建設意識的研究，并出現有“中國婦女社會學”和“女性社會學”兩種極其相似的學科命名，如1990年譚深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的《對近年婦女研究現象的社會學考察》一文中明確提到要發展“中國婦女社會學”，1992年由鄧微所著的《現代女性社會學》一書則以“女性社會學”為名對女性主義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相關論述。此階段中的“中國婦女社會學”和“女性社會學”均是在西方女性主義學術影響之下產生的學科名稱，不過這些研究并沒有對學科命名的原因進行明釋，“婦女”和“女性”也被當做不言自明的范疇來進行使用，盡管社會性別視角在此時已經被引入，但卻既缺少以社會性別為視角對本土話語體系進行的反思研究，又缺乏對本土話語背后所隱藏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敏感性。

一、學科化建構階段的學科名稱(2000年至今)

進入學科化建構階段后，“中國女性社會學”因先后被美國福特基金會所資助的“發展中國婦女/社會性別學”和國家社科基金所資助的“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化知識建構”選為學科名稱而被廣泛傳播及使用。盡管這兩個課題在選擇其為學科命名的原因上觀點略有分歧，但這并不妨礙“中國女性社會學”這一學科命名在學科化建構歷程中的主流地位。2000年，王金玲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率先將學科命名為“中國女性社會學”，并將“Fe-maleSociology”作為其英文表達，她發表的《學科化視野中的中國女性社會學》一文，被視為中國女性社會學正式進入學科化建構時期的主要標志;［1］2005年她主編的《女性社會學》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成為“國內首部基于西方女性主義視角和中國本土實踐的社會學教材”。［2］學界以“女性社會學”冠名的研究大幅增多，在“女性社會學”與“婦女社會學”和“女性主義社會學”的關系方面，王金玲認為，婦女社會學和女性主義社會學代表了國內兩種不同的研究傾向，前者是一種以“價值中立”為立場的傳統社會學研究，后者略晚于前者出現，是一種以“女性主義”為立場的女性主義研究，而中國女性社會學則同時包括有上述兩種研究傾向，且女性主義傾向日益明顯。［3］2006年，中華女子學院的課題———“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化知識建構”———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并發表了《學科化知識建構中的中國女性社會學》、《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化本土知識建構的歷程》、《中國女性學和女性社會學的學科化互構》等多篇研究成果。對于該課題選擇“女性社會學”作為學科名稱的原因，可以從石彤2012年發表的《中國女性學和女性社會學的學科化互構》一文中找到相關論述，石彤在文中指出:“‘SociologyofWomen’被翻譯成‘婦女社會學’，‘FemaleSociology’被翻譯成‘女性社會學’……婦女社會學和女性社會學是不同時期的名稱選擇，目前使用女性社會學的學者要多”，［4］因而將學科名稱定為女性社會學較好。不得不說無論是王金玲提出的以“女性社會學”為學科命名，還是石彤強調的將學科名稱統一為“女性社會學”，實際上都缺乏事實依據，前者將婦女社會學當成了與女性主義學術無關的研究領域，后者雖然把婦女社會學視為了女性主義的學術成果，但卻因為誤將前者提出的“FemaleSociology”當做源自于國外的學科名稱而誤以為婦女社會學與女性社會學是不同時期的名稱選擇。另外，在這一階段開始有學者對學科名稱進行關注，并展開反思與批判，如有研究批判指出將“婦女社會學”(thesociologyofwomen)翻譯成“女性社會學”(femaleSociol-ogy)的做法是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混淆，②;［5］盡管這一批判誤解了“女性社會學”這一學科名稱的真正來源，但卻從社會性別的視角指出了“女性社會學”是一種以生理性別為基礎的學科命名。還有學者強調“婦女”不能包括未婚的女子與未成年的女嬰和女童，［6］“女性”比“婦女”的覆范圍更加廣泛，然而這種從漢語言文化的界定出發對學科范疇進行詮釋的努力并沒有揭示出隱藏于我國話語背后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同時它也體現了身處于我國話語系統之中的國內學者在反思性研究中的掙扎。“女性主義社會學”與“婦女社會學”在此階段的發展狀況有著很大差別，吳小英在2000年至2005年間發表了《女性主義社會研究評述》、《“他者”經驗和價值———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嘗試》和《女性主義的知識范式》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正面評判式研究研究不僅促進了學界對女性主義社會學的理解與接收，更使“女性主義社會學”這一學科名稱獲得了廣泛的傳播，不過女性主義社會學在我國更多地被“西方”這一范疇所限制，在國內學者對其進行學科的本土化研究的過程中，也沒有將“中國女性主義社會學”作為學科名稱。與女性主義社會學相反的是，對作為“TheSociologyofWomen”翻譯的“婦女社會學”在此階段的新進展國內并沒有繼續進行深入評介，且在學科名稱上不是刻意只選擇“TheSociologyofWomen”與“FeministSociology”中的一個來闡述，對另一個則只字不提，就是將作為“TheSociologyofWomen”翻譯的“婦女社會學”與我國原創的“女性社會學”相等同起來。在中國女性社會學展開學科建構之后，有學者進一步提出建構中國性別社會學，也由此“女性/性別社會學”和“婦女/性別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名稱被廣泛應用于相關的梳理研究之中，③而2007年成立的“中國社會學學會女性/性別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理事會”更是在制度上承認了“女性/性別社會學”這一命名。雖然有學者表示“由于政治和實際操作方面原因，‘女權/女性主義社會學’社會主義中國并沒有被大范圍地采納;而社會性別視角的融入還處于過渡階段，所以合用‘婦女’和‘社會性別’一詞，并用斜線隔開，表示為‘婦女/性別社會學’”，［5］不過就目前而言，國內大多數研究還都是直接將“婦女/性別社會學”與“女性/性別社會學”混同使用，存在于學科命名中的種種弊病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二、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命名中的問題

被翻譯為“婦女社會學”的“TheSociologyofWomen”與先被譯為“女權主義社會學”后被譯為“女性主義社會學”的“FeministSociolo-gy”，在本土化之后變為了“中國婦女社會學”與“中國女性社會學”，后隨著被翻譯為“性別社會學”的“TheSociologyofGender”被本土化為“中國性別社會學”，“女性/性別社會學”和“婦女/性別社會學”作為上述學科的綜合表達也開始在相關的梳理式研究以及活動中被廣泛傳播與使用，大部分研究在學科名稱的使用上十分混亂，而對其他國家及地區學科話語系統的不了解、對學科基本范疇釋義的缺失以及對我國話語背后隱藏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忽視則是導致此種混亂狀態的三個主要因素。

1．對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學術成果認識不足

早在我國展開中國女性社會學的學科化建構之前，西方便已發展有“TheSociologyofWomen”與“FeministSociology”，由于我國學者對女性主義學術成果進行引入時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聯系與發展歷程，導致國內對“TheSociol-ogyofWomen”與“FeministSociology”，以及由二者翻譯而來的“婦女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社會學”之間關系的理解十分混亂，盡管對于強調學科及學術邊界式微的西方女性主義者而言，二者間的界限并不那么涇渭分明，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對學科名稱在西方的發展歷程及其改變原因的明確中得到一些啟示。“TheSociologyofWomen”產生后，很多女性主義者都對“woman”這一范疇表示質疑，有批判認為“woman”是以美國中產階級的、異性戀的、白種女人為標準的范疇，帶有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及異性戀主義的特征;也有批判表示“woman”在語法上體現了一種陽具理性中心主義，是歐美知識體系自身被社會性別化了的體現;還有批判指出“women”是基于群體中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同質的這一假定之上的范疇。在爭論過程中，“woman”被持續的修正成為了一個多元的、不定的范疇，并且促使一些女性主義者將對“woman”的強調轉向“femi-nist”，在不斷地建構中，“feminist”具有了將女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作為知識來源、他者立場、反思性等多種內涵，并成為“TheSociologyofWomen”研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隨著“FeministSociology”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女性主義者們發現僅僅對“women”進行研究很難真正地體察這些不平等的社會運行機制，因而將“gender”作為有效的社會運行分析機制的工具引入，“gender”基本上成為“feminist”的代名詞，“TheSociologyofGender”也被迅速發展，當然女性主義者們也沒有漏過對“gender”的批判，“thebody”(身體)便是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產生的范疇。在對“woman”、“sex”、“gen-der”等范疇的不斷爭論中，“TheSociologyofWomen”、“FeministSociology”和“TheSociologyofGender”不斷地修正自身的基本概念，以及以這些概念為基礎的理論與觀點，以實現社會性別平等(genderequality)。［7，8］另外，我國臺灣地區對上述學科名稱的翻譯也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不同于我國大陸學者將“TheSociologyofWomen”翻譯為“婦女社會學”的做法，我國臺灣學者更傾向于將“TheSociologyofWomen”翻譯為“女人社會學”，并且在學科的本土化過程中明確地將“女人”作為學科的核心范疇來使用，我國臺灣學者為何對學科進行如此命名，他們對學科話語系統又進行了怎樣的建構等問題意味著大陸在學科的建構上不能僅憑臆測的進行“閉關鎖國”式的發展，需要加深對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學科話語系統的理解與研究方可使我國在學科建構上獲得真正的發展。

2．對學科基本范疇的關注及釋義不足

在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化建構過程中，一方面僅有少數學科基本范疇受到關注，更多的學科基本范疇則被當做不言自明的范疇來進行使用，如盡管學界對“gender”這一范疇的翻譯有所爭論，但卻普遍缺乏對“性別”、“婦女”、“女性”、“女人”等范疇的釋義及它們和“生物性別”、“社會性別”之間的關系的關注與討論;另一方面，針對學科基本范疇所作出的爭論不僅表達混亂而且缺乏持續性，如我國女性社會學自建構起便強調自身的“中國女性”的立場及“中國女性”的經驗，甚至有學者認為后現代主義對女性主義的“解構和改造與婦女解放目標背道而馳，女性主義群體的被離間，女性主義力量的被化解，女性主義理論的被銷蝕，女性主義思想的被破壞也就在劫難逃……后現代女性主義是中國大陸女性主義發展道路上的一大陷阱”，［9］這種對多樣性及差異性的抵觸，使得“中國女性”在很多研究中被當成一個具有統一立場、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女性的同質群體，對此，孟憲范批判指出:“‘女性如何如何’的句式是一種宏大的話語，它將我國超過六億的女性預設成了一個同質的大群體，并認為是可以對總體的情況進行判斷，這顯然很荒謬，因為事實上，在當前社會、社會分化的水平在急劇提高，女性也是如是，在這種情況下，宏大敘事話語由于抽離了女性生存狀況豐富的社會內容，籠而統之地以女性言之，距離事實就十分遙遠”。［10］而楊善華繼孟憲范后又提出“女性研究的對象雖然是全方位的(應該包含社會各階層的婦女)，但首先應該關注的是在中國城鄉社會中占婦女多數的非精英群體即普通婦女群體———城鄉社會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11］顯然在這一爭論中“女性”與“婦女”被劃上了等號，學者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她們正在討論的是兩個不同的范疇，而且也沒能繼續指出在最后的觀點中所體現出的對那種樣本“代表性”的執著，及試圖用某一部分代表整體的研究取向，很容易導致中國女性社會學與傳統的社會學研究范式進行融合，影響研究的真實性及客觀性。無論中國女性社會學將如何建構自身，對學科基本范疇的關注及持續爭論都是其必經之路，是其深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建構學科話語系統的基礎，不能忽視其重要性。

3．對隱藏在話語背后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忽視

不同于西方女性主義對權力的關注，我國在此問題上往往采取回避的態度，這不僅表現在對“feminist”所進行的由“女權主義”到“女性主義”翻譯的轉變上，更導致了國內研究缺乏對隱藏在話語背后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敏感性，如對隱藏在“婦女”這一范疇背后的權力關系及社會性別制度安排的忽視。海外學者白露曾對“婦女”與“女性”這兩個范疇的產生進行過考察，她指出“女性”一詞是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進入我國話語系統中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話語中不存在一個超越社會關系的抽象的“女性”概念，它的出現反映了這一時期反孔話語中的一個主體位置(subjectposition)，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話語中父母、夫妻、兄妹等人倫關系才具有主體位置，如清朝官吏陳弘謀在《教女遺規》序中寫道:“夫在家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然后有賢婦。有賢婦然后有賢母。有賢母然后有賢子孫，王化始于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即處于在與父母、公婆不平等關系中的女兒媳婦，“婦”即從屬于丈夫的妻子，每個人只有根據自己在親屬人倫關系中的位置，按照與這位置相應的道德規范行事，才成其為女兒、妻子、丈夫、父母，脫離了人倫關系中的具體位置，他們便成了“非男”、“非女”，因而“女性”一詞是一個充滿反叛意義的符號，但“女性”一經進入知識分子話語，便產生了自己的生命，新女性形象不僅在電影小說中流行，也在現實生活中出現，它不再是一個西方化的標志，而成了資產階級中國的一個現代象征，也因此早期共產黨人批判“女性”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產物，主張將歐洲政治理論中的“woman”譯為“婦女”，強調社會生產與婦女的關系，于是“婦女”一詞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倡導下也進入了中國社會話語，20世紀40年代通過家庭中的婦女政治化，中國共產黨集權政治開始滲透于家庭關系。［12］顯然，“婦女”是國家話語與男性話語在特定時期特殊歷史背景下相結合的產物，在賦予女性公共領域活動權力的同時，將婚姻與家庭角色植入女性自然屬性之中，是為了維持當時社會基本構成單位的穩定而做出的一種社會性別制度安排，在歷史條件已經發生改變的今天，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學術研究中都要求對其進行反思及重新概念化。首先，用婦女來指代全部女性是從話語上將生理上的女性與婚姻這一社會制度相綁定，將婚姻設定為女性的人生目標以及對女性的評價標準;其次，“婦女”對社會生產與婚姻的雙重強調是對女性日常生活多樣性的否定，需要認識到對女性而言，是否結婚以及是否在婚后退出勞動市場是需要依據個人處境來進行的選擇，并不存在統一的標準模式，因此對“婦女”這一范疇的批判不是對婚姻或工作的拒絕，而是對將女性預設為婦女的拒絕，這種預設是對女性自由發展權力的限制，是對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維護，研究中必須對這些權力關系進行體察;最后，“婦女”不能被當做社會性別的基本分類在研究中使用，我們可以說女性是一種生理性別，與之相應的男性也是一種生理性別，女人是一種社會性別，與之相應的男人也是一種社會性別，但如果把婦女當做社會性別的基本分類來使用，我們甚至無法找出一個詞匯來表示與其相對應的另一性別分類。這也表明對學科的建構不僅僅是對海外理論的引進與改造，更需要借助理論與視角對我們自身進行審視與反思。

三、對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命名與學科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對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命名的建議

學科的不同命名不是一個獨立的現象，它既是一個對學科基本范疇的選擇與釋義的過程，也是一個持續的爭論與修正過程，它不能將“婦女”、“女性”、“性別”等范疇當做不言自明的存在，不能把研究建立在“意會”的基礎之上，這些范疇必須被質疑、反思及批判。通過上述對“女性”、“婦女”等學科基本范疇的討論可以發現“中國女性社會學”和“中國婦女社會學”這兩種學科命名均有不當，一方面，女性是一種生理性別，將學科命名為女性社會學似乎暗示著這門學科是一門關注生理性別而不是社會性別的學科，另一方面，婦女是一個充滿政治安排的話語范疇，其背后隱藏著對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制度安排，如果將學科命名為中國婦女社會學則是對隱藏在其后的社會性別制度安排的縱容，不利于改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不平等狀況。本研究認為將學科命名為“女人社會學”更為恰當，首先，“女人”是基于社會性別的分類范疇，其次，“女人”具有獨立的主體身份，不是社會關系與角色的附屬品。另外，從對學科話語系統轉換的角度來看，“女人”是對woman這一范疇的轉譯，“女性”是對female這一范疇的轉譯，至于“婦女”這一源于我國政治需求的話語范疇則很難作為學科基本范疇參與到學科話語系統的建構中，需要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與爭論。

(二)對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發展的建議

對其他國家及地區學科話語系統的不了解、對學科基本范疇釋義的缺失以及對我國話語背后隱藏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忽視不僅是導致中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命名混亂的主要原因，更是阻礙我國女性社會學學科話語系統建構與發展的主要癥結，因此，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改善:

1．加深對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學術成果的了解

女性主義思想是多樣的，其理論與觀點不僅在各流派間存在較大差異，即便在同一流派內部也有著明顯的不同，所以在對其進行引用與借鑒時不能忽視學術發展中的持續爭論過程僅關注單一的結論與觀點。如在我國的一些研究中經常出現用某些女性主義觀點來代表整個女性主義思想并橫加批判的現象，便是對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女性主義學術成果的片面簡化，不僅歪曲了女性主義思想的內涵，還容易導致本土研究重復陷入那些已經被先發展國家與地區所經歷過的誤區之中，難以做到真正的在借鑒與發展。正面評判式研究可以有效地改善這種狀況，由于這一研究模式是以整個西方的知識體系、歷史傳統和社會條件為背景來對西方女性主義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正面評判的，所以能夠對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價值與意義進行更為準確的把握，較完整地呈現出相關理論是如何在各種爭論中被建構以及發展的。吳小英對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所進行的《女性主義社會研究述評》、《“他者”的經驗和價值———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嘗試》等一系列相關研究是這種正面評判式研究的典型代表，這些研究詳細地梳理了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觀點和持續爭論，并從中提煉出可被我國女性社會學借鑒及利用的理論和觀點，為我國女性社會學的學科建構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可惜的是不同于我國學者對國外女性主義學術整體研究的關注，目前以“TheSoci-ologyofWomen”或“FeministSociology”為對象的正面評判式研究是十分稀少的，這對我國女性社會學的學科建構顯然十分不利。另外，對國外與“TheSociologyofWomen”及“FeministSociology”相關著作的翻譯及出版的嚴重不足也是我國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過程中需要改善的重要方面。

2．對學科話語系統進行反思與建構

筆者在對上述觀點進行闡述時，曾一度陷入“失語”的困境之中，學科話語體系的缺失嚴重地制約著研究的深入與發展，亟需對學科話語體系進行建構與發展，而對學科核心范疇的持續爭論與修正則是進行話語體系建構的一個切入點。海外學者閔冬潮曾對gender(社會性別)這一范疇在我國的傳入、翻譯與理解進行過研究，她指出國內在對gender翻譯上的兩種主張，一種主張從漢語言文化的界定和解釋出發，將gender翻譯為性別，而另一種則主張從完整準確的介紹西方的理論及概念出發，將gender翻譯為社會性別，［13］可惜的是，此類研究較少，難以支撐整個學科話語體系。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將由sex、gender、woman等范疇構成的話語體系轉換為由性別、社會性別、生理性別、女性、婦女等范疇構成的話語體系，并在二者的差異中尋找需要被重新概念化部分進行深入研究。對sex與gender的區分是很多女性主義理論的基本框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語言都包含有這樣的區分，在挪威語、法語、漢語等語言中sex與gender是由一個詞來表達的，［14］而對兩者區別的引入打破了這些語言原有的話語體系，重新體系化意味著不僅要重新對相關范疇進行釋義，還要對各范疇間的邏輯關系進行重新建構。在對我國學科話語體系的建構中需要明確兩方面事實，一方面，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差別是有效的分析框架，有必要被引入本國的話語體系中;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并不是任何情況下都需要進行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別，需要一個將二者統一起來的范疇，選用我國原話語體系中的“性別”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同時可以體現出漢語話語體系與英語話語體系間的區別。如果性別的分類是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生理性別的分類是女性/男性，社會性別的分類是女人/男人，那么女/男又應該被視作為哪一范疇的分類，“性別”與同樣批判社會性別/生理性別差異的“身體”(thebody)范疇間的關系是什么，如何使這些被修正的理解在日常生活所接受并應用等一系列問題也是必須被考慮的。我國女性社會學的學科命名一直在“婦女”與“女性”這兩個范疇之間徘徊不定，而這兩個范疇卻不是難以經受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審視，就是忽略了話語背后所隱藏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通過分析可以看出這種學科名稱上的混亂主要是由對其他國家及地區學科話語系統的不了解、對學科基本范疇釋義的缺失以及對我國話語背后隱藏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忽視三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將女人社會學命名為學科名稱也許可以成為解決這種混亂狀態的理智選擇，而我國女性社會學在學科化建構與發展過程中要進一步加深對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學術成果的了解以及對本學科話語系統的反思與建構。

作者：單凌寒 單位：黑龍江大學 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