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異地高考問題的成因分析

異地高考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所面臨的獨特現象，它的出現是多種現象及問題交織的結果，既是教育問題，又是社會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異地高考現象的出現既有其現實必然性，也有因為制度設計不合理等原因而誘導的偶然性。”具體而言，異地高考問題的出現有如下原因。

(一)直接原因———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近年來，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大量勞動人口離開其戶籍所在地，奔赴其它地方工作，形成世界上罕見的人口流動大潮。我國現有進城務工人員2.45億人，有3000多萬名務工人員子女正在接受義務教育，其中，有2000多萬子女跟隨父母進城。這些進城務工人員通過辛勤勞動，為當地社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價值也日益得到社會的認可與尊重。與此同時，進城務工人員保障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也逐漸增強，尤其是其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更是他們關心的頭等大事。近年來，進城務工人員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大力呼吁社會各界關注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問題。從2010年3月開始，北京、上海和廣東等地外地戶籍學生家長就以學生權益監護人的身份，開始了有組織的維權活動。他們組織了“教育公平志愿者”團隊，采用了各種手段，不斷擊打戶籍制度形成的高考選擇權利的壁壘。與此同時，北京、上海的當地戶籍民眾以維護自身權益為由，通過各種方式明確表達對異地高考的抵制。

(二)根本原因———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

其一，高等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受歷史、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各地高等教育資源在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2011年，北京、上海兩地的高校數量分別為92所和78所，山東、河南兩地高校數量分別為152所和131所。從表面上看，這一數據并未顯示發達地區的教育資源優勢。但如果將人口因素加入其中進行綜合考量，結果就大不相同了。2010年國家開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戶籍人口數量約為1260萬，上海市約為1400萬，而山東、河南兩地分別為9600萬和9400萬。由此可以計算出，北京、上海兩地每百萬人口擁有大學數為7.30所和5.57所，而山東、河南兩地僅為1.58所和1.39所。兩類地區教育資源的差別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上述地區在教育資源的質量上同樣存在顯著差異。以重點大學為例，北京市共有“211工程”大學23所，“985工程”大學8所，上海市共有“211工程”大學9所，“985工程”大學4所;山東省共有“211工程”大學3所，“985工程”大學2所，而河南省僅有“211工程”大學1所，無“985工程”大學。在教育資源地區分布差異懸殊的情況下，處于劣勢的一方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改變現狀，從而獲得更多更好的機會;而資源優勢方則期望維持現有局面，反對外來人口分走一杯羹。如此，異地高考問題便日益尖銳起來。其二，高等學校招生指標配置不盡合理。機會公平是教育公平得以實現的先決性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然而，我國高校招生指標配置狀況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眾多考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目前，我國高等學校招生指標投放的基本方式是分省配額制，即先確定高校當年的招生總數，再根據一定比例將招生名額分配至各省區。這一“先總后分”的指標配置方式并無不妥，而其所依據的“一定比例”是否科學合理值得商榷，因為它從根本上關乎教育公平。從歷年高考招生的實際情況看，正是由于高校投放至各省的招生指標差別過大，導致了較為嚴重的教育不公平問題，這也正是現行高校招生制度飽受詬病之處。以清華大學為例，2012年該校在北京市招生203人，當年度北京市共有高考生7.3萬人，錄取率為0.287%;同年，清華大學在河南招生91人，而當年度河南省共有高考生80.5萬人，錄取率為0.013%，二者相差22倍。

(三)原籍招考的政策是產生異地高考問題的重要原因

考試升學與戶籍相結合的做法自古有之，科舉制度與高考制度均是以分區定額與原籍應試為基本原則，二者可以說是如出一轍。因此，“高考戶籍制”的歷史原型可以追溯至“科舉戶籍制”。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國便建立了全國統一高考制度，規定考生在其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對于考生來說，一般規定就在所在地區，報考在那里招生的學校;所在地區無考區設置者，可在臨近考區報考。”［10］這一原籍招考的制度在隨后的幾十年間得以延續。2010年，教育部頒發《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強調指出，申請報考高校的所有考生，須在其戶籍所在省(區、市)高校招生委員會規定的時間和指定地點報名并參加考試。在人口大規模遷移的今天，原籍招考的政策使大量進城務工人員陷于尷尬的兩難境地:假如將孩子帶在身邊，在流入地接受教育，那么孩子們將不得不返回原籍地參加高考，并且面臨教育內容和考試內容不一致的巨大風險;假如將孩子留在原籍地接受教育，那么孩子們將缺少父母的關愛與教育，淪為留守兒童。顯然，這兩種情況都是他們不愿意接受的。只有允許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并參加高考招生，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二、制訂異地高考政策的原則———生態學的視角

異地高考并非一個單純的教育現象，而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既涉及教育機會公平和教育資源配置，又與戶籍制度、人口因素、城市生態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異地高考問題的解決思路不應囿于教育系統內部，而要運用多學科的觀點，從更大的空間尋求解決之道。生態學(Ecology)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1869年首次明確界定的概念，意指研究生物體與其周邊環境之間相互關系及其作用機理的科學，屬自然科學范疇。隨著生態學的不斷發展，其中的許多觀點和原理被廣泛應用于包括教育學在內的其它學科，如整體關聯、動態平衡、協同進化等。1966年，英國高等教育思想家埃里克•阿什比在其著作《英國、印度和非洲大學:高等教育和生態學研究》中，首次系統地運用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大學及其周邊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此后，運用生態學的原理及方法論研究教育問題逐漸成為教育學理論研究的一種新范式，“或許它的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的形態”。生態學之于教育研究領域的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其突出強調的系統性和平衡性，即整體關聯和動態平衡。異地高考涉及眾多權利主體，其實質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解析與重構。因此，依據整體關聯和動態平衡這兩個原則思考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策略，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整體關聯:統一部署，做好異地高考政策的制度設計

整體關聯性是生態學的重要思想。它指任何事物都與其它事物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教育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系統。一方面，教育內部的諸多生態因子之間存在廣泛的影響和聯系，任何一方的變化都有可能引發該系統的整體反應;另一方面，教育作為整個社會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必然與其它子系統，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發生密切的聯系。異地高考問題不僅涉及考生本人，還涉及生源流出地考生和流入地考生的切身利益，同時，對生源流入地城市的人口、資源、環境、交通等都會產生實際的影響。這意味著，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政策必須遵照生態哲學中的整體關聯原則，統一部署，協調好各方利益，否則極有可能出現“異地高考即便按下葫蘆也會浮起瓢”的情況。鑒于此，相關部門在設計異地高考政策的過程中，應貫徹整體關聯性的原則，統籌兼顧，既要解決異地求學者的考試升學問題，也應有效避免對流入地考生產生過大的影響;既要采取措施維護國家教育政策的公平公正，也應盡量避免由于新政的實施而形成新的不公平問題;既要有效回應異地求學者正當的權益訴求，也應綜合考慮流入地的人口、環境、資源等方面的生態承載限度。

(二)動態平衡:有效協調異地高考相關利益群體的關系

生態學意義上的平衡并非指系統靜止不變，而是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即生態系統通過自身內部諸因素之間以及與其它系統之間的物質、能量、信息等的交流，達到結構、功能、能量交換等的穩定狀態。處于平衡狀態的生態系統仍在變化之中。當其中的某些因素的變化超出一定限度時，系統又處于不平衡的狀態，爾后經過系統的調適，又重新達到新的平衡狀態。生態系統就是遵照自然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經由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路徑，周而復始，不斷發展，以維持系統的健康運行。生態哲學的動態平衡理論告訴我們，在處理異地高考相關問題的時候，要靈活地協調、處理相關利益群體的關系。一方面要反對因擔心改革會打破現有利益格局、出現混亂局面而不敢作為的現象，另一方面也要有效避免因改革力度過大而對教育生態系統產生災難性后果。因此，相關部門在出臺異地高考政策時，既要著眼于現存的問題，銳意改革，確保隨遷子女正當的教育考試權益，維護教育公平;同時又要將改革的力度和當地教育乃至社會系統所能承受的程度結合起來，綜合考量，使各方利益達到一定程度的動態平衡，避免因改革力度過大而使當地教育生態遭受嚴重破壞。

三、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基本策略

異地高考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牽動著公眾關注的目光，許多學者也就此提出了建議，如取消高考的戶籍限制、實現多元化的招考模式等等。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及高校招生自主權是影響異地高考政策的重要因素。因此，異地高考問題的解決也應主要著眼于這兩個方面。

(一)重新確立高校招生指標數的分配比例，在此基礎上實行異地借考

新中國成立后，高校招生指標實行分省配額制，將當年招生總數按一定比例分配至各省，根據各省劃定的分數線進行錄取。由于各省考生人數相差很大，而京滬等高等教育資源豐富地區的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影響下又傾向于將更多的指標留給當地，導致同一分數的考生在不同省份錄取的情況迥然不同。“同一所高校在各省的錄取分數線相差很大，對不同地區情況(考分)類似的考生給予不同待遇，尤其本地考生的錄取標準明顯低于外地考生，從而構成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這是異地高考問題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為扭轉這種不公平的狀況，必須重新確立高校在各省招生指標的分配比例，有效增加人口眾多、教育資源稀缺省份的招生指標。招生指標的分配比例可以綜合各省考生數和高校辦學經費來源構成這兩個因素來確立。前者是指先統計出各省當年考生數量及其占當年考生總量的比例，根據該比例將各高校招生數量分配到各省。后者是指根據高校辦學經費來源結構里中央投入和地方投入所占的比例分配招生指標，按二者分別占高校辦學總經費中的比例將高校當年招生總數進行分割。高校根據這兩個比例，按照一定的權重，最終確立在各省投放招生指標數量的比例。依據這兩個因素重新確立招生指標的分配比例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前者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而后者則是依據經濟學原理中“誰付費，誰受益”的原則。高校教育經費中的中央撥款部分實質來源于全國各省公民的稅賦，因而各省的考生理應享有相應的權益。在依據各省考生數和高校財政性教育經費結構這兩個因素重新確立招生指標分配比例后，需關注考試制度。各地可實行借考制度———考生因特殊原因在非戶籍地接受教育，參加考試，錄取時仍占用原籍地的名額。這樣既可有效解決進程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教育考試問題，又能有效避免由于“教育洼地”而形成的大規模高考移民現象。如前所述，高等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分布狀況也是形成異地高考現象的重要原因。這意味著，從理論上看，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的地域布局也是解決異地高考問題的措施。然而，該方法的代價太大，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可以通過調整招生指標的投放數量來加以解決，即政府向高等教育資源較少的地區按一定比例追加招生指標，確保教育公平。另外，由于高考改革總體而言是一種“零和游戲”，是對原有利益格局的解析與重構，為避免引發大的波動，要杜絕“休克療法”，采用溫和、漸進的推進方式，漸次提高教育資源稀缺地區的招生指標比例。

(二)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實現統一會考和自主招生相結合的招考模式

目前，我國高校招生普遍采用分省命題、統一考試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下，考生根據統一考試的(估算)分數，結合當地考生的人數及大致排名情況，填報相應高校。而高校則根據分配至該省的招生指標數量，結合該省考生的整體水平，錄取相應的考生。這意味著所有考生一律在其原籍地參加考試和錄取，高考和戶籍緊緊地捆綁在一起。這樣不僅不便于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教育和參加考試，也不利于高校自主選拔合適的生源。這是因為，在現有高考模式下，高校只能根據其分配至各省的招生名額和當地考生的整體水平進行錄取，而對報考本校的考生本人并沒有直接的了解渠道。換言之，分省命題、統一考試的招錄模式并沒有實現高校和考生之間的“雙向選擇”，而恰恰成了“雙盲選擇”。為改變這種狀況，應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并對當前的高考制度進行改革，實行統一會考和高校自主招生相結合的招考模式。盡管近年來考試的方式越來越多元化，但對學生基本的知識和技能作統一的要求仍是世界各國考試制度發展的趨勢。從高校招考的歷史演進來看，實行統一考試已成為許多國家高校招生制度發展的大趨勢，只是各國的大學如何采用統考成績作為招生錄取的依據有所不同而已。國家通過統一會考，保障全國各地高中畢業生達到一定的水平，使其具備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基本條件。在此基礎上，各高校根據自身的特點和需求，對報考本校且會考成績達到一定要求的學生進行單獨考察，自主命題，自定錄取標準。這種招考模式的特點是考生根據自己的要求選擇相應的高校，高校也根據自身的需求選擇合適的學生，使高校和考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雙向選擇”。而高校一旦減少了對地方政府的依賴，在招生上享有真正的自主權，考生的素質就將成為能否錄取的關鍵，因而其戶籍和地域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將大大弱化，異地高考的問題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化解。

作者：徐魁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