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低碳經濟存在非常明顯的二元結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其中，國有企業充當著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代表了我國各產業部門最先進的生產力和發展方向。國有企業擁有較為先進的低碳技術，而非國有企業擁有的低碳技術較為落后，缺乏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力。因此，要想走上新型低碳經濟發展之路，就必須重視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可以說，國有企業理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引領者，理應走在經濟發展的前沿。考慮到國有企業的行為目標對整個經濟活動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因此本文著重對低碳經濟模式下國有企業行為目標的選擇進行探討，以期能夠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從而帶動我國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低碳經濟概述

要想了解低碳經濟的內涵，首先需明白什么是低碳。對低碳的理解可以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速度小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第二種情形是零排放；第三種情形是絕對排放量的減少。其中，經濟正增長是實現以上三種情形的前提條件。那么，該如何來理解低碳經濟呢？其實，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新能源開發、產業轉型等手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高碳能源消耗，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雙贏模式。根據字面的定義，可看出低碳經濟是屬于經濟范疇的，但從本質上來說，低碳經濟首先應該屬于技術創新問題，然后才屬于經濟問題。另外，需要補充的是，低碳經濟的根本方向是可持續發展，有效方式是循環利用，關鍵環節是清潔生產，基本保障是低碳能源。

二、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國有企業行為目標的選擇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國有企業行為目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框架下，必須對國有企業行為目標進行重塑。一般而言，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框架下，國有企業的行為目標應該滿足兩個原則：一是與宏觀經濟目標相一致；二是能夠體現利益相關者利益的長期價值導向。因此，國有企業的行為目標可界定為價值的可持續增長。下面來詳細闡述這一行為目標選擇的原因。

1.與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的“赤道原則”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赤道原則”，簡稱EPs，是一套非強制的自愿性準則，用以決定、衡量以及管理社會及環境風險，以進行專案融資或信用緊縮的管理。該原則最早出現于2003年6月，是由十家國際領先銀行按照世界銀行的環境保護標準與國際金融公司的社會責任方針來制定并實行的。在2009年，已經有67家財務金融機構采用了這個原則，可以說，它已成為一個實務上的準則，協助銀行和投資者了解應該如何加入世界上主要的發展計劃，并對它們進行融資。具體來講，“赤道原則”要求金融機構在項目融資中審慎考慮環境和社會風險，并強調環境、社會與企業發展的和諧統一。其實，這一原則在無形之中推動商業銀行將公司治理目標從早期的“股東利益最大化”向“充分考慮多元利益主體訴求”的可持續發展方向轉變。從這一層面來講，國有企業的價值可持續增長的行為目標與“赤道原則”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雖然“赤道原則”僅局限于商業銀行領域主體行為目標的重塑，但它體現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精神對整個低碳經濟中的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目標具有輻射和傳遞作用，并充分反映了低碳經濟對其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目標重塑的基本訴求和主導方向。

2.與行為經濟學的經濟主體雙重動機論相契合。

行為經濟學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建立在顯示偏好的假定基礎之上，即個體具有單一的自利動機，而顯示偏好是這種動機的外在表現，因此我們只需觀察個體顯示出的選擇行為，無需對行為背后的內生動機和心理過程做考慮。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行為動機會產生不同的選擇行為，而個體的行為動機又呈現多元化特征，因此顯示偏好是難以完全反映個體行為的本質的。因此，自利與利他作為人類本性的兩個基本方面，應當共同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邏輯起點，因為行為個體的本性是自利動機與利他動機的一種組合形式，無論是純粹的自利還是純粹的利他均是該組合形式中的極端特例。從這個方面來說，行為經濟學重設了微觀經濟主體具有自利與利他的雙重行為動機，它預設每個個體都是兼具自利與利他動機的混合體或矛盾體，即認為自利與利他均屬于“實然”問題，而不是像傳統理論那樣將利他視為“應然”問題。國有企業的價值可持續增長的行為目標也反映了自利與利他的雙重行為動機，與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相契合的。

3.其可持續發展、價值增長和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三者相輔相成。

將國有企業的行為目標重塑為價值的可持續增長，其實是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引入其中了，是希望國有企業能夠以承擔社會責任人的身份出現，做好保護環境與節約資源的帶頭人，并兼顧與其它利益相關者的遠期利益，實現自我價值的不斷增值。在自利與利他的雙重動機下，這一目標行為要真正做到自身以及整個經濟社會的良性循環，真正實現全社會價值最大化。其實，在傳統的行為目標下，國有企業的唯一目標就是實現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難免會導致資源環境問題。但是在價值可持續增長的目標下，國有企業的成本和效益范疇是與其經濟活動有關的社會總成本和社會總效益。因此，在低碳經濟的框架下，國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價值增長和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三種理念是相輔相成的。

4.碳金融的實施為其提供了可能。

目前，全球變暖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可以說是人類不得不面臨的重要問題，這兩大問題越來越凸顯保護自然環境與自然資源的重要性。在這種背景下，碳金融逐漸興起，它是環境金融在低碳領域的創新，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但在碳金融出現之前，由于沒有商品化的碳、沒有相應的碳交易市場、沒有碳排放權的買賣等活動，再加上自然資源定價的困難性，導致污染程度補償量度難以確定，也難以解決各行為主體的外溢成本問題，最終引發市場失靈現象以及生態危機，最后只能憑借政府的行政手段來提倡可持續發展。但是，隨著碳金融理論和實踐的不斷探索和豐富，經濟主體的外溢成本可以通過碳金融政策、手段的實施得以量化和內部化，在這一背景下，對于國有企業自發選擇價值的可持續增長這一新的科學的行為目標將起到促進和推動作用。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要求國有企業必須轉變以往的多元化行為目標，實施價值的可持續增長行為目標。因為這一目標與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的“赤道原則”的基本精神相契合，與行為經濟學的經濟主體雙重動機論相契合，其可持續發展、價值增長和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三者相輔相成，碳金融的實施也為該目標的實施提供了可能。

三、結語

國有企業既的國民經濟的核心，又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還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在資源緊缺、環境惡化、低碳經濟發展呼聲浩大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行為目標應該既與宏觀經濟目標協調一致，又能體現利益相關者利益的長期價值導向。因此，本文將其行為目標界定為價值的可持續增長，該行為目標是有著扎實的理論基礎的。

作者：張家譯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MBA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