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時空分異與影響因素分析

　　摘 要：為給進一步推動黃河流域乃至其他區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支撐，基于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黃河流域136個縣(區)的面板數據，對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時空分異與影響因素進行探討。結果表明：從時序變化來看，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其中黃河下游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提升最快;從差異分析來看，總體差異變化呈倒U形，其原因主要是上中下游內部的差異增大，其中上游內部差異最大;從空間格局來看，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分異性，且具有相對明顯的空間俱樂部收斂特征;資源稟賦、環境質量、城鎮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主導因子，驅動因子交互作用類型均表現為雙因子增強或非線性增強。

　　關鍵詞：高質量綠色發展;泰爾指數;空間相關性;地理探測器;黃河流域

　　在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下，國內生態環境系統的承載能力產生“過沖”現象，表明經濟社會發展的規模和結構已超出了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1]。綠色發展理念的推行與實施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藥”。綠色發展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66年美國學者博爾丁提出的“宇宙飛船經濟理論”[2]。國外有關綠色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綠色發展評價體系[3]、綠色衡量體系[4]、綠色發展模式與方案[5]等方面。我國有關綠色發展的研究始于1978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研究區域選擇。當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流域、城市群和重點省份等區域，例如，孫才志等[6]從全國視角分析了中國綠色化發展水平測度及動態演化規律。二是指標選取與研究方法。指標選取包括構建多指標綜合體系、綠色發展績效指數、綠色GDP指數以及綠色發展效率等，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熵權TOPSIS模型、投入-產出模型和投影尋蹤模型等，例如，金巍等[7]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EA)評價模型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視角下水資源綠色效率，周亮等[8]采用SBM Undesirable模型研究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時空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三是研究內容。目前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對“綠色”概念的剖解與分析、區域間的差異分析、空間異質性分析、影響機理分析等，例如，侯純光等[9]研究了中國綠色化進程空間格局動態演變及其驅動機制，程鈺等[10]對中國綠色發展時空演變軌跡與影響機理進行了研究。

　　高質量發展作為學界很早就在使用的概念，于2017年正式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11]。高質量發展是指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受經濟發展、社會文化、政策法律的約束，高度聚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新型理念[12-14]。現階段，學者們對于高質量發展新形勢下的綠色發展問題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15]，金樂琴[16]研究了中國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基本模式和實現路徑，張旭等[17]基于DPSIR模型分析中國省域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水平與演化。綜上，學界關于綠色發展已有較為完善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可拓展之處。一方面，目前有關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結合所形成的高質量綠色發展體系，學界并未進行系統研究;另一方面，針對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研究相對較少，理論分析不足。在全球鄉村正在衰退[18]，鄉村地域系統應對外界環境變化與挑戰的彈性有所降低的背景下[19]，黃河流域各地區鄉村社會經濟發展差異較大，是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薄弱點。本文以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為節點，選取黃河流域136個縣(區)，對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度與分析，以期為進一步推動黃河流域乃至其他區域的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支撐。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劃定的自然流域范圍基礎上，將引黃灌區加入黃河下游地區作為本文的研究區域，選取其中136個縣(區)為研究對象。以內蒙古河口鎮與河南桃花峪為節點，將黃河劃分上游、中游和下游[20]，其中上游研究對象26個、中游68個、下游42個。

　　1.2 數據來源及處理

　　研究數據主要包括5個方面：①專業村數據。通過全國一村一品統計調查系統獲取1444個專業村數據，整理出4個節點年份每一個專業村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主導產業從業人員占比等指標，采用均值法計算出136個縣(區)的數據。②統計年鑒數據。通過《中國鄉村統計年鑒》《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各省(區、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縣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獲取，對個別年份缺失數據采用均值法進行填補。③PM2.5數據。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經濟數據和應用中心(SEDAC)獲得。④DEM數據。由美國USGS網站的30m空間分辨率全球DEM數據獲得。⑤黃河流域矢量數據由黃河下游科學數據中心提供。

　　1.3 指標體系及研究方法

　　1.3.1 指標體系

　　以現有研究成果[21-22]為基礎，以科學性、代表性和數據可獲得性為原則，從經濟活力、資源支撐、環境友好、產出高效、社會和諧5個維度構建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指標體系(見表1，表中wa為指標層對準則層的權重，wt為指標層對系統層的權重)。

　　(1)經濟活力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動力源泉。專業村是指以規模經濟和分工經濟為基礎，形成的內部具有緊密聯系的基本單元，在鄉村地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23]。因此，本文選用專業村農民人均純收入、專業村主導產業從業人員占比、農民人均純收入來反映黃河流域鄉村經濟發展狀況。

　　(2)資源支撐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基本載體。本文從資源豐度和資源利用兩方面進行考慮，選取人均耕地面積表征鄉村人均資源占有量、單位耕地面積農機總動力表征鄉村資源利用水平。

　　(3)環境友好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內在屬性。考慮到近年來空氣質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24]，霧霾污染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環境庫茲涅茨假說[25]，本文引入PM2.5年均濃度表征黃河流域空氣質量狀況;化肥是導致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26]，采用化肥施用強度表征土壤面源污染狀況。

　　(4)產出高效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重要目標。耕地作為鄉村發展的基礎元素，在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單位耕地面積農業總產值、單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來表征耕地產出效率。

　　(5)社會和諧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強力保障。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是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基礎，也是高質量綠色發展成效的具體體現。因此，本文采用每萬人口義務教育階段在校學生數、每萬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分別從教育和醫療兩方面表征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的社會狀況。

　　1.3.2 熵權TOPSIS法

　　熵權TOPSIS法，首先通過熵權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運用TOPSIS法來確定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具體計算步驟見文獻[27]。

　　1.3.3 泰爾指數

　　泰爾指數利用信息理論中的熵概念來計算目標的差異程度，可以分別衡量組內差距與組間差距對總體差距的貢獻。本文利用泰爾指數測度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差異，并進一步將其分為上中下游間的差異和上中下游內的差異兩部分。具體計算步驟見文獻[28]。

　　1.3.4 空間自相關

　　空間自相關是用于度量某位置上的數據與其他位置上的數據在空間上形成的相關性，可分為全局空間自相關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本文分別用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 sI和LISA聚類圖測度黃河流域136個縣(區)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依賴性及空間異質性。具體計算步驟見文獻[29]。

　　1.3.5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一種探測地理空間分異性規律，揭示其背后驅動因子的統計學方法。本文選用風險探測、因子探測和交互作用探測，分析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空間分異驅動機制。具體計算步驟見文獻[30]。

　　2 結果分析

　　2.1 時序演變特征及差異分析

　　2.1.1 時序演變特征

　　基于熵權TOPSIS模型測算出黃河流域鄉村高質量綠色發展貼近度及各子系統貼近度，見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