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方式、戰略選擇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國青年一代的經濟學家先跨出了第一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方法論去思考和觀察中國經濟改革，希望在理論上能夠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事實。這個集體的努力也在事實上推動了本土經濟學家向現代壯行的進程。中國的GDP在過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長，而俄羅斯、中東歐國家在過去的四年卻經歷了15%到50%不等的生產下降。在生產上出現的這一差異使得比較這些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尋求中國的經驗可能為其他過渡經濟提供的教訓(如果有的話)變得相當有價值。(1)價格雙軌制:企業高于計劃配額的生產不受計劃的限制，其銷售價格也不受控制;對于生產和銷售，兩類價格同時存在。雙軌定價的好處是它避免了國有企業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會逐步減少配額，而市場價格存在收斂趨勢。(2)增量改革:經濟的自由化政策僅允許新興的經濟部門擴張和建立，而不允許整個經濟部門失去政府控制;經濟的新成分是在計劃之外獲得鼓勵和增長的。(3)微觀改革走在宏觀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產品市場的激勵搞對而不是把要素市場的激勵搞對，也不是把要素市場的價格搞對。雖然中國通過雙軌定價逐步使產品市場價格自由化了，但為了保持轉型的平穩，大多要素價格而未被自由化。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微觀經濟的改善是產出增長的基礎。(4)經濟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經濟改革是在給定的政治體制內執行的。雖然中國經歷了財政分權，黨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員。從經驗上看，政治集中的體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觀的穩定。

二、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關于經濟發展和制度轉型，必然引起我們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政治維度的興趣。首先，從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過程看，突出地表現為一種伴隨所有制結構改革，尤其是重塑公有制形式的過程，其中重要的是構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改革實踐證明，哪個領域、哪個地區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力度大，哪里的市場經濟進程就加快。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國改革初中期對傳統“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結構的突破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礎，而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還需要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作保證。其次，從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看，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是對計劃經濟背后的制度層次的否定，而不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計劃經濟的體制或機制層次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作為傳統計劃經濟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意味著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以市場取代計劃為基礎機制配置資源，主要是對計劃經濟運行的機制的否定，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制必須走世界各國共同的道路，即市場取向的問題，卻并不表明解決了市場經濟體制或機制所依賴的制度基礎問題。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制度層次否定，具體體現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對單一公有制結構的否定。由傳統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構成的公有制結構，曾是計劃經濟賴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礎。這種公有制結構自我封閉、自我循環，缺乏開放和活力，排斥市場和流通。而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為主體”，則突破了這種公有制結構。這里“公有制”，除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外，還有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從而使公有經濟成分具有了充滿活力的新增長點，并以之帶動對傳統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改革。二是對單一“公有公營”實現形式的否定。與單一的公有制結構相適應，傳統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僅有“國有國營”和“集體所有、集體民營”兩種。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經營的公有形式，也就不能不采取以指令性計劃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而要完善的基本經濟制度則強調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該多樣化，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三是對公有制那種由低級向高級“窮過渡”的否定。傳統的公有制結構不但形式單一，而且追求高級化，于是不顧生產力發展狀況和特點，推行集體所有制向國家所有制的過渡，從而也加劇了公有制更加單一化。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從我國生產力發展總體上比較落后，且又呈現多層次的特征出發，實行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相結合，根除了指令性計劃所賴以的國有經濟包打天下的制度基礎。

三、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貢獻

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既給予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信心，也給予他們可以借鑒的政策方向。林毅夫說:“中國有很多的經驗，不管是在發展方面，在轉型方面，還是在解決危機方面，這些經驗可以和其他國家共享，這對世界其他國家均會有幫助。”為應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也曾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結果一方面實現了經濟較快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建設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解決了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為下一階段經濟更快發展奠定了基礎。林毅夫和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均認為，中國這一應對危機的成功經驗，尤其是投資于瓶頸領域以促進長遠發展的經驗，對危機下的其他國家都有所助益。當然，在新中國60年來的發展中，中國經濟政策也有過諸多失誤。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向世界敞開大門，中國也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從而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決策為中國應對各種經濟挑戰打下了堅實基礎。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在接受新華網記者采訪時就舉例說，正是由于中國在過去多年一直采取負責任和審慎的財政政策，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額都很低，從而使中國有空間采取有力措施，“由于政府有能力采取有力的應對措施，可以說，中國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好處”。當然，中國的發展還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中國發展模式也需要不斷深化和豐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指出，中國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可應變的戰略和政策基礎上的;而一系列舊問題得以解決，新問題又會產生，中國的政策和戰略也必須進行轉變。中國經濟在持續發展，中國發展模式也在順勢調整與創新，并會由此產生新模式。毫無疑問的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有利于中國人民，也將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斯蒂格利茨評價道:“我們希望中國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從中得益。”

四、總結

將研究的視角聚焦在制度的轉型和變遷方面，對經濟發展現象的比較研究，高度關注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國家制度、治理、政治制度、行政官僚、政府間財政關系、法治、稟賦、增長戰略、政策選擇等涉及領域。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不可藐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