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韻雯 單位：集美大學文學院

現代電視劇本來是以現代意識、現代技術和現代觀眾的審美需求為支撐而發展的，然而卻并不排斥傳統戲曲編劇手法的運用。在近期熱播的一系列電視劇中，編劇與導演就充分運用了傳統戲曲的諸多慣用手法，在觀眾的爭議聲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觀賞高潮。許多劇目本身并沒有太多可稱道的藝術價值，而其間所運用的傳統戲曲的編劇手法則值得我們去探索。

一、以極端化的性格碰撞構成戲劇沖突

戲曲常以不同的性格碰撞來構成戲劇沖突，營造戲劇情境。因此，強調戲劇沖突，就是要選取深刻的戲劇事件和戲劇動作，有力地體現著由不同性格的對峙所造成的戲劇沖突。

古代戲曲舞臺上，人物的性格特征與道德特征往往比較單一，或盡可能的完美，或盡可能的卑劣，劇作家們以極端對立化的性格碰撞來構成戲劇沖突，強化戲劇矛盾。如“三國戲”中由諸葛亮的大賢、關羽的大忠、曹操的大奸所激發出的戲劇性火花。又如紀君祥《趙氏孤兒》中屠岸賈為斬草除根、以絕后患，不惜下令斬殺城中所有嬰兒，甚至將在公孫杵臼處搜得的假嬰兒砍作三段，作者將其性格中的極端殘忍與為救孤兒，自殺的韓厥、撞階而死的公孫杵臼，以子替死的程嬰形成強烈的對比。高明在《琵琶記》中塑造了一個全忠全孝的人物形象“趙五娘”，并以此助推情節發展，繼而有了“糟糠自饜”“祝發買葬”“乞丐尋夫”等一個個由極端化的性格而引發的戲劇性高潮。而眾多的公案戲中更是塑造了一大批權豪勢要形象，他們是惡的代表，窮兇極惡，魚肉百姓，草菅人命。同時，劇作家們也設置了一批清官的形象，他們明察秋毫、替民伸冤，是“善”的化身，在善惡的交鋒與碰撞中，就必然帶來一出出令人叫絕的好戲。我們由此可以發現，古代劇作家們深諳戲劇沖突之道，或將戲曲中人物性格因素中的“極善”與“極惡”對立起來，或將人物個性中的“善”與“惡”張揚到極致，在舞臺上形成觀劇熱點，直逼人物性格的深處，以激烈而尖銳的性格碰撞，展開戲劇矛盾，推動情節進展，也使得觀眾在強烈的戲劇沖突中，體會劇作家的布局匠心。

譚霈生先生在《論戲劇性》中指出戲劇沖突正是在不同人物之間的斗爭、對立中建立起來的。在近期熱播的一系列電視劇中，同樣也借用了這一戲曲常見的藝術手法來刻畫人物性格，構成戲劇沖突，以此來推動劇情發展，碰撞出戲劇的火花。《夏家三千金》中夏友善、孫曉菁費盡心機、用盡手段，幾乎是純粹的壞人形象；夏天美的單純、楊真真的善良，集真、善、美于一身，幾近完美到不真實。編劇通過營造劇中人物性格的極大反差，使得劇中的兩對愛人歷盡挫折與辛苦，由極端化的性格制造了一輪輪情節上的巧合與矛盾，使得劇情更加有“戲”，也正是有了這些“戲”，又強化了劇中人物各自的不同性格，使“善”與“惡”更加凸顯。在《回家的誘惑》中，艾莉為了所謂的愛情，為了拆散品如和世賢的婚姻，設局陷害、污蔑品如，看見品如在海里掙扎卻不施救，做盡了壞事。編劇對劇中人物人性之扭曲、人心之險惡極盡所能的描繪，使正反人物在個性上形成鮮明對比，也促使觀眾更加關注主人公林品如的處境與命運，心生憐憫，同時也使劇作具有“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功”［1］。《杜拉拉升職記》中的黛西則是由愛生恨，聯合李鴻明、約翰常展開報復行動，使得拉拉與王偉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步步受阻。劇作家正是通過激烈而尖銳的性格碰撞，推動情節進展，也使得觀眾在強烈的戲劇沖突與緊張的戲劇氛圍中，迅速進入戲劇情境，與劇中人物同喜同悲。正是因為這些單極的人物設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符合主流觀眾的價值取向，發揮了一定的社會教化作用，也使得人物個性更加分明，劇情更加透徹、清晰，吸引了大批的觀眾，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形成一輪輪的觀劇熱潮。

二、以連續的情節漏洞形成特殊吸引力

情節漏洞常用來指戲曲中情節、內容不夠嚴密、不合情理之處，這在古代戲曲理論中曾被多次論及。李漁、祁彪佳、臧懋循等人也對此予以關注，他們都看到了關目漏洞對劇本完整性的損傷與思想性的破壞，并對此進行了批評。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指出，“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2］祁彪佳在《曲品》中評《雷峰塔》條：“相傳雷峰塔之建，鎮白娘子妖也。以為小劇，則可；若全本，則呼應全無，何以使觀者著意？”［3］他指出了關目應前后呼應的問題。臧懋循在《元曲選》中則提出了“關目緊湊”的概念。他們都看到了關目漏洞對劇本完整性的損傷與思想性的破壞，并對此進行了批評。但在實際創作過程中，劇作家雖力求針線之密，但有時也會由于戲曲前后照應的需要，不可避免的產生一些不合邏輯的疏漏之處。例如李漁曾明確指出《琵琶記》中的“剪發”這一重要關目的不合情理之處，而董每戡先生則指出，“李笠翁是以旁觀者的態度看趙五娘，并沒有從趙五娘這個人物的性格出發而論”［4］252，他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這種略顯疏漏的情節設置，使得趙五娘與張大公“這兩個正面人物的優良的道德品質，就在這事件中更突出了”［4］253，讀者與觀眾才獲得了特殊的審美觀感。再如《墻頭馬上》一劇中李千金與裴少俊七年隱藏在后花園生兒育女的生活居然未被撞破，這“私定終身后花園”的浪漫情節雖不符合生活邏輯，卻使得此情節具有了特殊的趣味性，也更加凸顯了李千金追求愛情的主動與大膽。

而現代電視劇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編劇更多的是借由連續的情節漏洞，夸大化的刻畫人物性格，傳奇性敘述故事情節，給觀眾留有更大的想象余地與思考空間，從而使劇作具有更加特殊的吸引力。《夏家三千金》以80集的篇幅，中間穿插愛情、親情、商戰等多種因素，匯雜各階層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情節的曲折、結構的復雜，使得劇中出現許多漏洞，如夏友善開車撞楊真真導致其失明、與楊柳爭執發生碰撞導致其死亡，但直至劇終他都未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取得了大家的諒解。孫曉菁欺瞞身世、婚姻，嚴格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諒解，于情于理似乎并不妥當。天美在幾度被曉菁傷害之后，在知曉曉菁的謊言之后，仍能勸解嚴格接受曉菁，也不符合世俗常理。劇作家正是以夸張化的刻畫手法與非邏輯化的情節設置，雖然造成了一定的情節漏洞，但也使劇情更加曲折傳奇，使人物表現出更加符合作品力圖呈現的性格特征。《回家的誘惑》中，品如搖身一變，以高珊珊的身份重新回到前夫與好友身邊，以實施復仇，同樣的一個人，只是形象稍作改變，但是卻使得眾人好像從未見過她一樣，于情于理都略嫌牽強。電視劇《風語》中薩根身份暴露后，竟然無任何特工監控，任由薩根逍遙自在，繼續刺探情報。陸從駿帶領陳家鵠一干人等潛入日本間諜薩根住處尋找密碼表，陳家鵠干脆將密碼表———兩本英文書拿走，絲毫不擔心被敵人察覺。在觀劇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眾多情節上的疏漏與不合理之處，而也正是因為如此眾多的情節漏洞，才能推動劇情的發展，充分調動觀眾的觀劇積極性，刺激其在觀賞之余進行思考與討論。因此，在實際的電視劇制作過程中，劇作家們從審美效果出發，為了人物性格的塑造，為了使作品具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吸引力，往往不惜以情節結構上的疏漏，一方面使敘事更加曲折、富有張力，使人物個性更加鮮明，以連番出現的疏漏形成獨特的審美吸引力，使觀眾更加置身于劇情之中，欣賞由于這些漏洞所造成的戲劇沖突與戲劇矛盾；另一方面又使得觀眾產生種種猜想，維系觀眾追看此劇的興趣，并促使觀眾在觀劇之后進行討論、批評，對不符合人性的正常發展、不合乎邏輯、偏離現實生活的疏漏之處大加批判，得出自己的審美感悟與審美體驗。

三、以巧合、誤會推動敘事的連續展開

巧合法與誤會法作為一種敘事技巧，在古代戲曲作品中得到了廣泛而豐富的應用。由于受其演出時間與舞臺的限制，只有緊湊激烈的戲劇沖突才能迅速調動起觀眾的注意力，正如李漁所說：“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著，便是好戲法，好戲文。”［2］72因此，為了編織引人入勝的情節，劇作家們往往運用巧合法與誤會法來結構全篇，安排情節，造成劇情的曲折多姿、變幻莫測。

康進之的《李逵負荊》就是由誤會而產生的喜劇性沖突構成的，李逵不知是誤會，信以為真，魯莽問罪，作者創作了一系列喜劇性的關目來引人發笑，推動敘事的連續進展。元雜劇《漁樵記》寫朱買臣的岳父劉二公為了激發他去考取功名，叫女兒佯向朱買臣索取休書。直至最后“誤會”解除，夫妻翁婿團圓。全劇并沒有特別的思想閃光之處，作者只是運用這一誤會事件，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因子，構成完整的戲劇結構。鄭廷玉《看錢奴》中，賈仁因得周榮祖家祖財而暴富，后又極為“巧合”地廉價買得周榮祖之子為養子，其本性貪婪吝嗇，刻薄殘暴，作者巧妙地設計一個“輪回”，使得他命中無福消受，20年后終究歸還于人。作者通過這一巧妙的設計，敷衍出許多富有喜劇感的畫面，以贏得哄堂大笑。李漁的《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風箏誤》則更是在關目的巧合與誤會上做足了文章，以生花之筆寫盡新奇之事，狠狠地抓住了觀眾。

在現代電視連續劇《下一站幸福》中，任光晞為了解決土地糾紛，奇跡般來到梁慕橙生活的花田村，巧遇慕橙與兒子小樂，并戲劇化地同住一室；劇中任光晞與梁慕橙兩人的愛情也伴隨著眾多誤會的考驗，編劇以迭出的巧合、誤會構戲，各種巧合、誤會在劇中穿插、交疊進行，調動著觀眾的觀劇積極性。毛宗崗曾提出“文章但有順而無逆，便不成文章，傳奇但有歡而無悲，亦不成傳奇。然所以有逆有悲者，必用一人從中作鯁，以為波瀾”［5］，肯定了情節波瀾、誤會迭出的重要性。而《夏家三千金》中，嚴格與天美的相遇、友善與皓天的重逢，各種人物關系的交融幾乎都源于巧合性的安排，編劇幾乎在每集必設置巧合、誤會。例如，于靚突然上門向楊柳討教雞肉飯的做法，造成楊柳與正松的相認；嚴格與天美準備去海南島度假，恰逢曉菁歸來；立恒到醫院找熟人調查鐘皓天，與前來取藥的曉菁擦肩而過，得知這是治療貧血而非癌癥之藥。眾多的劇情轉折之處都是由巧合、誤會充當轉折點，使劇情發生急轉，而每集結尾似乎也必設置一個懸念，使觀眾有所期盼、有所猜想，吸引觀眾繼續追看下去，以收到良好的審美效果。

藝術是對現實生活的模仿，并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而電視劇藝術最終必須面向觀眾的審美定位，也促使其必然要以精彩的情節、新奇的想象、緊張的節奏來迎合現代觀眾的審美趣味，這也是眾多影視劇中各中人物關系之間的巧合相遇，男女主人公的一見鐘情，愛情劇中主角必然遭受眾多誤會與挫折方能修成正果的原因所在。

由此看來，傳統戲曲的編劇手法縱然有許多與現代藝術思維迥然不同的地方，但是它能在漫長的年代里獲得巨大的觀眾群體的共同認可，又有著其“合理的”“合乎邏輯的”地方。現代電視連續劇借鑒這些手法，雖然制造了新的破綻、新的問題，卻能引起觀眾如此巨大的興趣，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