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計量經濟模型及數據、變量的選取

筆者采用的數據由收集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電信業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數據組成。主要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通過GDP平減指數進行價格調整換算出以2005年不變價格為基礎的實際GDP;勞動者人數采用各地區就業人數;資本存量的估算采用Goldsmith提出的永續盤存法，參照張軍等對中國各省物質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獲得;電信投資用投資價格指數進行調整，換算成以2005年為基期的投資量;電信普及率為每百人擁有的電話數;電信服務收入運用CPI進行平減消除價格因素影響;電信價格水平沒有具體統計數據，難以直接衡量，筆者參照孫巍等關于電信價格指數的構建方法，用固定費用、語音通話各業務通話量分攤的收入度量電信業務的相對價格水平，再通過加權得到電信綜合價格指數衡量電信服務的價格。

2實證分析

筆者采用的面板數據時間跨度較短，時間維度遠小于橫截面維度時，單位根過程的影響很小，而且又對數據進行了對數變換，因而基本上可不用考慮時間序列的單位根問題。另外，在使用面板數據模型時，模型設定需要進行兩方面的檢驗。第1個檢驗是通過構建F統計量，檢驗模型形式選用混合模型還是變截距模型，第2個檢驗是通過Hausman設定性檢驗，以判定是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模型設定檢驗結果。，F值括號中的1．46為顯著性水平為5%的F分布臨界值，可以看出，F統計量的值遠大于臨界值，說明模型應采用變截距模型，與大多數學者設定的模型一致。H值括號中的0．082是對應的P值，由檢驗結果可以得到，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引入截面固定效應是合適的。經過上述檢驗后，選擇變截距的截面固定效應模型并利用廣義矩估計式(4)～式(8)進行回歸。由于不同省市間存在截面異方差，因而進行了截面加權(Cross-sectionWeights)，同時發現模型殘差只存在個體間的異方差，為了消除個體間的異方差性，采用Cross-sectionweights穩健標準差得到系數t統計值。從式(5)看，電信普及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其產出彈性為0．124，該估計值經濟含義為電信普及率每上升10%，GDP將增加1．24%，由于控制了資本和勞動的影響，因而相當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了1．24%。時間趨勢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表明經濟增長效應主要有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勞動力和固定資本決定。

從電信需求方程看，人均GDP的增長對電信需求的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0．058，即人均GDP每增加10%，電信需求平均增長0．58%，并且羅雨澤等的研究比較可以看出，收入增加對電信需求的促進作用存在逐年加大趨勢。電信服務的價格水平對電信的需求有著負向影響，且彈性系數超過1，表明價格的下降會大幅度提高對電信服務的需求，這也正是近幾年電信價格戰愈演愈烈的原因。從式(3)看，電信服務價格水平對電信投資供給有較大的正向促進作用，但這種影響正在弱化。地理面積對電信投資供給有著負向影響，這與Ｒoller和Waverman的研究結論正好相反，原因在于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電信投資目前還是偏向于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雖然面積大，電信投資卻較少。式(4)看，電信投資對電信普及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電信投資的轉化率較高，電信投資每增加10%，電信普及率增加6．1%。此外，中國存在區域差距較大的問題，東、中、西三大地帶在經濟增長和電信投資、電信普及率方面差距都十分明顯。中條形圖代表各區域人均GDP，折線圖代表各區域歷年電信投資變化。可以看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存在較大差距，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在電信投資方面階梯差距也很大，東部地區電信投資超過中西部地區之和。總體來說，電信投資分布差異與中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差異基本一致。

電信普及率方面表明，3個區域都存在著固定電話普及率下降，移動電話普及率上升趨勢，且區位差異較大，東部地區電信普及率仍舊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電信普及率差距不大，且有進一步縮小的差距。為消除區域差距帶來的估計結果誤差，明確區域電信投資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筆者在產出方程和供求平衡方程中引入地區虛擬變量，加入虛擬變量后式(5)和式(9)分別變為ln(GGDPi，t)=α'0，i+α'1ln(Ki，t)+α'2ln(Li，t)+α'3ln(PPENi，t)+α'4lnt+α'5D1+α'6D2+α'7D1*ln(PPENi，t)+α'8D2*ln(PPENi，t)+ξ1'i，tln(PPENi，t/PPENi，t－1)=φ'0，i+φ'1ln(TTTIi，t)+φ'2ln(GGAi，t)+φ'3D1+φ'4D2+φ'5D1*ln(TTTIi，t)+φ'6D2*ln(TTTIi，t)+ξ4'i，t(11)對引入虛擬變量后的模型再次進行回歸得到結果如表3中的模型2所示。從回歸結果看，引入虛擬變量后模型的可決系數變大，達到97%，各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式(1)看，西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最大，達到0．165，即西部地區的電信普及率增加1%，區域產出增加0．165%，東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最低，僅為0．085，遠遠低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位于西部和東部之間，其值為0．142。東部地區電信投資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較弱，這可能是由于一直偏向于東部發達地區的電信投資使該地區電信基礎設施較為完善，擴展電信投資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逐步接近極致。對于中西部地區，較高的產出彈性意味著通過電信投資在拉動區域經濟增長方面有較大的潛力。長期以來，國家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戰略使中西部地區電信投資遠低于東部地區，電信基礎設施有待進一步完善。因而，增加電信投資可進一步帶動中、西部經濟發展。在電信平衡方程中，東部地區電信投資轉化為電信普及率的效率最高，估計參數值為0．139，即電信投資每增加10%，電信普及率提高13．9%，西部地區的電信投資轉化為普及率的效率很低，轉化率僅為0．024，中部地區電信投資增加反而帶來電信普及率的下降。原因有:

1)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電信業的發展與需求。電信投資轉化為電信普及率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東部地區經濟，商貿活動活躍，信息溝通頻繁，對基礎通信等信息化設施有較高的需求。而西部情況正好相反，地廣人稀，經濟欠發達，對電信通信能力要求較低，顯示地區人均GDP區位分布差異與電信投資分布區位差異相似。

2)人口規模影響電信投資轉化率。東部地區人口流入比較頻繁，而且文化素質較高，收入高，生活質量高，對電信有更大需求，增加了此地區的電信需求增加的投資能夠促進普及率的提高。中部地區人口基數大，即使電信用戶絕對數量增加較多，其普及率提升水平也會較慢。

3結語

筆者利用中國31個省市2005～2011年的面板數據，構建和估計了電信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系統結構方程，克服了電信行業投資貢獻估算面臨的偽相關和雙向因果關系問題，并就電信投資對中國整體及分區域的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研究，得出下面的主要結論，并對這些結論進行必要的探討。中國電信投資與國民經濟增長具有雙向促進作用，電信普及率增加10%，國民經濟增長1．24%，人均GDP增加10%，電信需求增加0．58%。電信投資存在較大的經濟增長效應。目前，電信行業發展迅速，新業務不斷產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能，應該增加對電信行業的投資。就分區域研究而言，中國電信投資及其貢獻存在明顯的區域非均衡。與人們直覺相反的是: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低于西部地區，表明東部電信業與當地經濟發展節奏失調。但東部電信投資轉化率較高，說明東部電信基礎設施的使用狀況已經進入良性軌道。東部的電信已跨過擴急需增加投資、擴建基礎設施的階段，轉向多元化消費、提高利用水平的階段。對于東部，未來的電信投資應當適當偏向于生產性電信服務的提供，加大電信技術升級與業務創新。

中部電信普及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高于東部地區，低于西部地區，對于中部而言，通過擴大基礎設施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仍有一定的運作空間。中部地區電信投資對電信普及率的提高具有負向影響，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區人口基數大，單位投資帶來用戶增加較多，但在普及率提升方面不僅沒有提升反而下降。這種特征表明中部地區正處于急需擴建基礎設施到提高利用水平的轉型階段。對于中部，一方面要進一步增加電信投資，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提高電信基礎設施的利用水平。西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經濟增長效應最大，電信投資對電信普及率具有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很小。這些特征表明西部地區仍處于急需擴大電信基礎設施規模的階段，擴大對西部地區的電信基礎建設投資，提高電信通能力，力求通過電信業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較快發展。筆者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比較重要的政策性啟示:1)建立普遍服務機制，實施優惠政策，鼓勵電信運營商加大對西部的投資，尤其重視那些尚無任何電信網絡覆蓋的地區，優先滿足企業用戶生產的通信需求;2)東部需要調整結構，避免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投資要注意挖掘和整合存量網絡價值，開發新型增值業務，提升服務素質，在發揮電信服務信息網絡效應的同時，立足開發和滿足高端客戶的需求;3)中部地區具有人口基數大、收入水平不高的特點，這些因素導致了電信投資普及增長率不高，使用效率也較低，但是，普及率對經濟增長或生產率提升仍發揮著顯著的作用，因此，充分挖掘電信投資價值的重心在于提升人民收入水平;如有可能，可以對貧困地區用戶進行適當的電信消費補貼，通過有關措施提升電信消費。

作者：金巍 李陽 單位：吉林大學經濟學院 吉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