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文學投稿新世紀外國文學史

　　本篇文章是由《華文文學》發表的一篇文學論文，雜志以前屬純文學性質的刊物，內容以文學作品及評論為主，不過從2000年開始，逐漸改為學術性刊物，以刊登文學評論以及學術論文為主，目前為雙月刊。目前汕大《華文文學》雜志仍在全球發行，訂閱者約一半是來自境外，而通過網絡關注該雜志的讀者也遍布全球各大洲，為港澳臺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內容摘要:世界文學發展史,自然包括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已經翔實證明文學即審美的“人學”,其本質是人類對生活歷程與時代變遷的審美反映,同時也是認知自我發展和成長的藝術化觀照。由是觀之,無論中國文學史編寫抑或外國文學史編寫,均不能離棄“人學”靈魂和“審美”原則。基于此,構建當代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無疑是一項特殊重大而歷時較長的“審美人學工程”。這項工程和建立“以人為本”、“以我為主”的中國“外國文學學”有密切鏈接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事實如此,只要我們牢實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科學發展觀等”)的基本特征,遵循“承接——超越——創新”的規律,勇攀學術高峰,我們一定會有屬于中國、形成自己體系的外國文學史;它將通過世界文學的比較性和比較文學的世界性,充分表達“中國心”、“文學情”和“世界愛”。

　　關鍵詞:多維視野　外國文學史　中國特色

　　怎樣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新模式,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成為人們多方面深切關注的學術前沿問題,并迅速發展為文學審美教育探討的一個熱點,眾多堅持文化操守原則、銳意求新的外國文學工作者,更是把它當作創立中國“外國文學學”的帶有戰略意義的課題來考究。1999年10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在上海召開第六屆年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前所長吳元邁研究員,在報告“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50年”中明確指出,“外國文學學即外國文學研究的研究,還沒有很好開展,而它對吸取百年以來外國文學研究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對外國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吳元邁13)。在大會主題發言“關于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的幾點思考”中,我曾強調,從回顧與展望兩方面研討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編寫策略是“當務之急”,同時提出了梳理或撰寫建國60年來中國外國文學史的“編纂史”的良好愿望。無可置疑,如欲應對“當務之急”,務須認真重評既有的外國文學史主要模式,經過幾組矛盾的辨識和論證,最后推出關于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建構“方案”,這是必由之路。是否適時而實用,特此向專家學者請教,征求廣大讀者的批評意見。

　　一、重評外國文學史主要模式和正確處理幾組矛盾關系

　　巡視中國外國文學研究及外國文學史編纂進程,顯而易見,前蘇聯文學史觀和西方文學史觀在不同時期均對我國的外國文學史建構,產生過重大而深刻影響,積極促進和消極延緩作用并存。葉水夫等研究蘇聯文學的專家學者關于蘇聯文學史觀的得與失已有不少評述,似不必重復。這里重點講評近幾十年西方文學史觀“為我所接受”的簡況,這是我們研討已見的中國的外國文學史模式、以及如何處理外國文學史編寫中的幾組“矛盾關系”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重寫外國文學史的呼聲日益高漲,國內學者、文學史家、文評專家把目光轉向了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史觀,如果我們把姚斯的接受美學稱為第四類,那么后現代主義奉行的就是第五類文學史觀。有人指出,后現代文學史觀也有其可取之處,此言不謬,后現代文學史觀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在重視文學史的規律的同時必須還文學的歷史性,寫文學史必須以史學理論為基礎。后現代主義史論的基本觀點就是應當恢復理論的批判本質,即對過去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進行審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進行重新審視。我認為這種文學史觀有道理,也就是說要進行再思考;這不是再次或重復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認識,新的發揮。后現代主義當然也有缺點,有虛無主義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論,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我們雖然要警惕后現代虛無主義的傾向,但它的確也不乏可以借鑒的地方。后現代主義理論確實推動了西方文學史的發展,對我國重構外國文學史也有著啟示作用。重審、再議、深思過去是為了突顯現實的需要,要體現與時俱進的精神,自然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相結合的原則,消除后現代主義否定一切的消極因素。

　　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有一部經教育部推薦的由老中青學者三結合編寫的《新編歐洲文學史》(上中下)問世,這是時代進步的需要。這部文學史是在楊周翰等40年前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上下)的基礎上修改的,雖然前后兩部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響。較之于舊《歐洲文學史》,它最大的變化不是體例的變化而是觀念的變化。祛除了庸俗社會學的觀念,糾正了先前單純的階級分析法,加強了文學分析法。這可謂是西方文學史觀對我國文學史編寫產生影響的一個具體表現。話說到此,自然會聯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學史觀可作參考材料之說,事實上,我們不能忽視從法國的斯達爾夫人到丹麥的勃蘭兌斯,從蘇聯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們的文學史著作和文學史論對我國外國文學史研究的借鑒和啟示作用。不僅西方文學史家的編著一貫堅持“以文學史為經,以作家作品為緯”的文學史觀,我國很多的外國文學教程基本上也借鑒了這一文學史觀。在葉水夫主編的《蘇聯文學史》(1993,我國專家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部大型蘇聯文學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1996)中,均可見出上述文學史觀的影響。

　　另外,其他國別文學史對我國文學史研究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我們已知,北大教授吳達元編寫的《法國文學史》對我國影響很大,但是這部著作是以法國文學史家朗松的《法國文學史》為藍本寫的,哲學性很強,文學性相對較弱。英國莫狄·勒樊脫的《英國文學史》在我國建國前后也很有影響,這本文學史的翻譯本曾作為南開大學解放前中央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材,在美國高校也作為教材使用。勒樊脫認為文學本身是個活躍的東西,也就是說文學是動態的,有啟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議要寫敘事性的文學史,是為了疏通文學史,突出文學史的文學屬性,但是難度很大,應有較長的反復實驗的過程,目前還沒有出現敘事文學史。德國梅耶爾在1954年出版的《德國文學史》和梅林的《德國的文學論》、《作家作品論》都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精神,在我國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最后,關于西方文學理論全球化擴展到我國的現象,可以聯系世界文學來加以思考,這在我國的影響也很深遠。

　　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研會(即當今的“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外國文學專業委員會”)都很重視面向2l世紀的外國文學研究與外國文學史編寫。《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國外文學》等期刊都曾多次以專欄或散篇的形式,討論外國文學研究的深化、外國文學評論的強化、外國文學史重構等問題。

　　關于文學史方面的討論歸納起來,我認為要處理好如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中國外國文學史獨立性與開放性的關系。我們應該充分吸取國外同類文學史的精華,卻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蘇俄文學史的翻版和簡易改編。如欲編寫具有我們自己特色的外國文學通史或各國別文學史,則必須以中國文化與文學,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化思潮和文壇風云為基本參照系。這里也有一個“開放”的問題,包括外國文學史向中國文化與文學開放。中國人寫外國文學史,如何結合我們的民族文化與文學來凸顯其“世界性”和“比

　　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實踐的重大課題。無可置疑。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于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學派的建立,又能如實反映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展。

　　第二,史與論,文與史,系統性與當代性的關系。這幾組關系都是編寫外國文學史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一部外國文學史,就是外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在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中發展的歷史。因此,我們編寫外國文學史就不可不關注文學理論、批評和方法論。有人認為,作為外國文學史,不能簡單地運用歷史敘述方式羅列文學現象,不可成為“文學、歷史事實的拼湊”,背后必須有“史學理論”或“文學史論”支持,必須從歷史的高度、文學史的深度來把握理解它。外國文學史的系統性和當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問題,但最終這兩者是能夠融匯的。重構文學史或重寫文學史并非簡單地增加點什么或減少點什么,也不是徹底摧毀傳統的體系,著重應該從當代中國人的視角出發,這種文學史觀的當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斷自己的歷史。

　　第三,失語與尋求本土語言的關系。事實上,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運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樣的評說方式以及文學理論概念、術語等,也是一個難以回避且不應該回避的問題。甚至涉及文學作品、文學理論的翻譯問題。90年代以來,一部分學者為中國文論失語,中國學術話語中的西方主義焦慮,并且印證后殖民批評,積極呼吁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重返自己的話語家園,也有一部分學者對此提出異議,并在諸多報刊展開爭鳴式的研討。實事求是地說,在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史著述中,確實存在機械搬用西方文論、方法和名詞術語的現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國古今文學評論中也是如此。這種照搬、失語狀態,自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焦慮。學者們有理由提出外國文學研究應該用中國而不是外國話語的要求。但是,我們又不能偏狹地、保守地夸大這種失語現象,絕對地把中國文學論、方法論和西方文論、方法論對立起來,忽視我國學術界吸收、借鑒西方文論、方法論精華的成果。其實,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既有區別又有相似的東西。因此,我們在繼承發揚中國古代文論的同時,可以而且必須吸收借鑒外國文論中的能為我所用的東西,并經過融匯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認為在處理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辯證地對待,既不被西化也不執著西化,正如季羨林先生所強調的“必須中西兼通,中西結合”。文學理論如此,文學史言說方式亦應如此。另外,我還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我們在做外國文學研究時,同樣要辯證地對待原語外國文學和譯語外國文學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其實譯文工作也需要一種“科學精神”,比如譯語外國文學中也可追溯原語外國文學的“韻味”:多種譯文與原作原文作審美比較研究,“味在其中”。關于“兩種外國文學”,可以參閱高玉的著作《“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第四章第二節“論兩種外國語”。

　　第四,文學史與交叉學科的關系。編寫外國文學史不可不特別重視交叉學科研究的發展,這也是時下“熱門話題”之一。文學史離不開文學批評,現代批評方法具有多樣性、邊緣性、精確性、對立性的特點,各學科批評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發展。從發展趨勢上看,不可忽視其交叉性、綜合性。錢學森認為,世界上科學發展的總趨勢是走向綜合與交叉,走向一體化,不能再區別自然科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錢三強也說:“本世紀和下世紀初,將是一個交叉學科的時代。”現在,文學批評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變化,自然科學方法、橫斷科學方法在文學批評方法中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各種方法互異、互補、融匯。世界文學史緊密地聯系世界文化史,文學與文化各個部門是溝通的。因此,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國文學的編纂者,有一項特殊的任務就是促進真正的世界文學早日到來。

　　當然,要處理這些關系,就必須涉及文學與文化的關系、文學自律與他律的關系,但是我們必須關注關系的雙方在矛盾運動中互滲互補,可能走向融合與統一。其實,有的矛盾關系對峙難解源于研究者的觀念、理解相異。比如,20世紀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級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由原來具有歷史親緣關系的兩個學科,即世界文學、比較文學融會、整合而成的新專業。在兩個世紀之交,爭議頗多,很不一致,有人認為世界文學學科被比較文學“吞并了”,有人認為這樣“合并”造成比較文學學科的“混亂”。⑤經過反復研討,問題趨向解決。眾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學,后有比較文學;沒有比較文學,就沒有開放式的世界文學。這一新專業的出現,不僅為世界文學,而且為比較文學的教學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戰、啟示、思路和課題。充分發展新專業的優勢和積極建設原有的兩學科是并行不悖的,務必正確處理三者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努力促進比較文學向總體文學“飛馳”趨至“合二為一”,讓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學”或“世界文學的時代”早日出現。

　　現在從我們提及或簡介的當代西方文學史觀來綜合思考,不難見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對我國文學研究與外國文學史編撰之滲透、導引、示范的功能。不寧唯是,我國為數眾多各類型外國文學著作,主動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學史理論,大都曾為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發揮積極促進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會學影響之后,外國文學史重構、名作家重評、名作重讀的呼聲日益高漲。確如陳眾議研究員所強調的那樣,文學及文學經典是說不盡的。”就文學史編寫的方法論而言,過去社會一歷史批評方法一家獨尊,此后西方的精神分析學派、文藝心理學派、神話一原型學派的理論為我國外國文學工作者探索東西古今文學創作的心理活動提供了比較明朗的線路。此外,除開俄國形式主義批評,還有從英美新批評到結構主義批評和解構主義批評,甚至還可以鏈接當下新的文學批評即從北美到歐洲的生態批評,這一切對中國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領域的良好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但是,當代西方的文學史觀與中國的親和、影響關系,也應作“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

　　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近30多年來,外國文學研究連同外國文學史編寫迅速發展并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學理論和西方文學史觀的不斷引進和借鑒,功不可沒。與此同時,也存在缺憾和失誤,這是不容忽視的。迄今,尚未見出名副其實的體現了自己獨立體的“中國外國文學史”。有的學者、專家十分關注如此缺憾,并著力開展這方面的實踐。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吳元邁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屆外國文學學會年會開幕式上的發言(與1995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組織的外國文學學科調研組的報告基本一致),在充分肯定新時期外國文學研究的同時,也指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不能“以我為主”,還沒有建立自己的體系,編著出版的大量各類外國文學史多數是“大同小異”,重復敘述,盲從西方文論、文學史觀現象相當嚴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積極建議:大力開展建立“中國外國文學學”(即外國文學研究的研究)專業活動。我很贊同吳元邁先生的意見,在“關于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的幾點思考”的發言中,也提出了“先編寫一部中國外國文學史的編纂史,作為日后編寫真正中國特色外國文學的基礎”。其實,吳元邁此意早已有

　　之,他是1995年“外國文學學科調研報告”的執筆人(我也參加了調研活動)。這份“報告”即已提出頗有見地的建議:“九五”期間外國文學界務必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來研究外國文學,大大加強精品意識,拿出無愧于時代的著作來,其中,自然包括當代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編寫。可以這樣說,近十多年來,我國外國文學史的編寫取得了重大成績,如深化了“精品意識”,加強了“比較意識”等。提起如此進展,不可忽略吳元邁主編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史》(國家社科規劃重大項目,譯林出版社,2004年)。該項目結項時,我曾代表審讀專家組發言,給予它很高的評價,認為它在20世紀外國文學研究乃至中國外國文學史編寫中有較大的突破。僅舉一例,即可證實。比如,華裔美國文學部分的編寫者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跨文化思考:“華裔美國文學的確有其異于中國文學的獨特性,但它又割不斷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為此,華裔美國作家不能絕對獨立,也不能絕對繼承。由此可見,在有關外國文學史中華裔美國文學的“邊緣特質”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書問世后,學界反映良好,全書五卷250萬字,為我國此后的外國文學史研究的拓深和繁榮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對“中國外國文學學”和自己體系的外國文學史的建設大有裨益。由是觀之,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尚在建設中,從總體上來說,真正的自己的體系還未形成。事實如此,從兩個世紀之交迄今又十多年過去了,當代中國外國文學的撰寫,仍未見出獨立的體系。在充分估價近十多年(擴大到新時期)“外國文學史”編寫成果時,適當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見的大量的外國文學史中,像五卷本《20世紀外國文學史》還是少有的。許多外國文學史編寫者對西方“新”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史觀中“新”的闡釋未經精思而急于拿來,立即運用,于是在他們編寫的論著中產生了消化不良的厭食病,這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說到此處,吳元邁多次提出警示:中國必須建立“以我為主”而富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學”,言猶在耳。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辨別當今外國文學編寫中的幾種偏向模式。我們再也不能沿襲長期以來奉行的“四段論思維模式”了,這類“模式”在所謂“社會思潮史”的導引下,偏重于主要作家作品的評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時代與社會、主要作家的生活創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識和主要作品的藝術特征。我們再也不能滿足一廂情愿式名家名著評論的環節連套,以及表面鏈接文學思潮更迭的模式了,這類“模式”對文學的發展僅作單純歷史性講述。外國文學史當然離不開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于此,而重在“史”的評說,其中貫穿全程的文學史理論是“重中之重”。有人據此推出《劍橋美國文學史》(8卷本,哈佛大學伯克維奇主編)作為頗富當代創意而具有重大影響的文學史專著的代表,現在還沒有這樣著名而自成體系的文學理論;卻又特別強調:即使西歐現存的文學史理論,也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梳理與借鑒、批判與吸收的問題,不可拿來就用。可以認同此說,但仍須解釋和辨識。文學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學批評史。盡管文學史家務必運用文論來闡釋,文學史理論也并非一成不變而充滿主觀因素的史論,文學史觀應該“與時俱進”;盡管作為“歷史分支”的文學史“必須以史論為基礎”之說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學史理論卻又是“動態的”,并有吸納東西古今理論的“特異功能”。我們如此辯證而認真辨識、評審自己的成績和缺失,從如此視角來期待新的中國式的外國文學史,絕非西方任何一種“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理論),卻又廣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學與文論)的精華,從而展現中西文化(文學與文論)“融合會通”燦爛光彩。

　　二、關于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設想

　　精細的讀者可能注意到,本文多次提及過去高校常將世界文學與外國文學等同稱呼,將外國文學史稱作世界文學史,甚至高校開設的外國文學課程重點講授名家名作也與外國文學史或世界文學史混為一談。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批評,并予以科學“界說”,《外國文學研究》也多次刊發專論研討,可以參閱。這里單就外國文學或外國文學史而言,筆者引用舊作《外國文學史》“緒論”開宗明義的一段話,即可見出其與世界文學或世界文學史的密切關系和嚴格區別:“顧名思義,外國文學不包括本國文學,系指本國之外的世界各國文學,但它又必須與中國文學彼此呼應,相互觀照。從東方到西方,從古代到現代,由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國、各地區文學所組合而成的世界文學,多方面地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嬗變過程與人類審美思維發展的軌跡”(王忠祥1)。在西方文學史上,在東方文學史上(自然包括中國文學)確實擁有許多影響深遠的偉大作家作品,作為特定“課程”,務必突出講授,卻又不能代替文學史的學科任務,前文相關處,已有所涉及,后文相關處還可適當聯系,為了節約本文篇幅,只可點到為止。但外國文學研究者和外國文學史編寫者對于上述一類問題,不可“掉以輕心”。明鑒于此,議論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設想就方便了。

　　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設想并非“空中樓閣”,它是針對我國目前的外國文學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而且力求其理論和規劃符合科學發展觀和自主創新精神。建國60年來,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包括國別外國文學史研究,獲得了可喜的成績,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出現了很多缺點和失誤,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1、同水平重復比較多,搬用西方的理論而脫離中國的實際;2、言說方式嚴重歐化、失語,搬用西方名詞;3、庸俗社會學流弊還未徹底清除;4、缺乏中國特色的獨立體系,因此重構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