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視野開闊

《重估大眾的文化創造力》一書的主題無疑是討論大眾文化，其所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作者為什么選擇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作為研究的主題呢？在作者自己看來原因有二：其一，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對于分析當代中國文化現象有借鑒或應用價值；其二，費斯克又是當代文化研究轉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他的文化理論必定會從縱橫兩方面牽涉到國外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其他人物的文化理論[1（]p392）。在這里作者將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置于西方諸多文化思潮的大的背景下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分析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大眾文化就顯得視野更加開闊。法蘭克福學派、新葛蘭西主義、文化民粹主義、以及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時在文中被引述并作出評判解析，使讀者不僅可以了解這些文化研究學派的思想，而且使讀者更加明了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與其他文化研究學派之間的關系。正如作者所說：“本書通過與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家的縱向關系的比較，以展現費斯克理論的傳承關系和變化特征；通過比較與同時代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家之間的橫向關系，以展現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狀況；通過與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文化工業理論或群眾文化理論的比較，以凸顯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與它們的差異；通過與巴赫金、巴爾特、福科、德賽都、布爾迪厄等英國文化研究以外思想家的比較，以發現費斯克與它們的理論源流關系”[2](p47-48)。正是在這種盡量與諸多理論的相互比較的宏大理論背景下，作者解析大眾文化的方式并不是簡單的定義式，也不是依從一個大眾文化的研究學派的理路展開分析，而是在比較中，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充分解析不同大眾文化理論的利弊得失，從而使大眾文化的多維層面被揭示出來。如此立論，使《重估大眾的文化創造力》一書就不僅僅作為解讀費克斯大眾文化理論的著作，而是一部反思整個西方文化理論的著作。正如俞吾金教授在此書序中說評價的那樣，這部著作“圍繞著英國學者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這一軸心，全方位地向我們展示出當代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的絢麗畫卷。這幅畫卷內涵豐富、主題突出、色彩繽紛、運思巧妙，是近年來很少見到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方面的力作”[3](p1)。

二、文本解讀深入

僅僅有宏闊的理論視野對于一篇好的作品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問題的分析不能僅僅停留在背景中，必須要深入所面對的論題。陳立旭教授《重估大眾的文化創造力》一書所面對的論題是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因此，全書的重點就在于深入解析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作者所采取的解讀方式雖然仍然延續著國內通行的文本解讀的方式，對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的研究文本展開深入解讀，但這種解讀又超越了單向度的僅僅停留在文本上的理解，而將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置于整個西方文化研究轉向的背景中，并時刻對比法蘭克福學派以及伯明翰學派其他人物對相同問題的看法，同時加以比照、分析、評述。因此，這樣的文本解讀就不僅僅就文本來談文本，而是就問題來談文本，跳出文本談文本。這樣開放的文本解讀，使讀者不僅可以了解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而且在諸多相關理論的比照下，可以深化對費斯克理論文本的理解。作者對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相關文本的深入分析不僅始終是開放式的，而且力趨在整體性上、總體性上把握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觀點新穎、創見頗多，而且在文化研究領域對其觀點持同情、贊揚、唱和、肯定者有之，對其觀點持質疑、批判、非議、否定者亦有之。因此，要想客觀公允地解讀這樣一位爭議頗多的思想人物絕非易事。作者面對這樣的困難，毅然將諸多爭論化解在對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總體性、整體性認識中，以問題為主導線索梳理和剖析費斯克的基本觀點和思路。順著這樣的文本解讀理路，作者從理解和界定大眾和大眾文化、財富的流通與意義和快感的流通、大眾文本的特征、大眾的辨別力和生產力、大眾文化的政治潛能等五個方面重新從總體性上勾勒了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基本要點，從而使讀者通過這部著作可以撥開諸多迷霧、全面深入地洞悉費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精髓。總之，陳立旭教授的《重估大眾的文化創造力》一書在西方理論文本的解讀方面可以說別開生面，既克服了單向度的就文本談文本，又克服了不同爭論對解讀文本的干擾；正是作者堅持的開放式文本解讀和總體性、整體性的思想把握使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更加全面鮮活立體地呈現于讀者面前。

三、反思面向中國語境的大眾文化研究

對于一個西方文化理論的研究者而言，能夠透徹全面地解讀思想文本似乎已經足夠了。但是，對于一個長期面向中國現實的文化問題展開研究工作的學者來說，這還是遠遠不夠的。陳立旭教授長期從事于中國文化現象和文化問題研究，其時時縈懷的學術興趣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上”[4](p391)，因此，僅僅解讀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決不是作者的最終旨趣。正如作者在書的后記中所坦言的那樣，其展開費斯克研究的用心在于：把以阿多諾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之文化工業/群眾文化理論與費斯克為代表的文化研究之大眾文化理論接合起來，將之導入中國特殊語境中以觀察大眾文化現象[5](p393)。簡要言之，以資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成果，展開面向中國語境的大眾文化研究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明了這一點，我們再去閱讀這部作品，不由得對作者產生更多的敬意。書中作者不停地解析和評述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不斷地探究不同思想流派的利弊得失，其最終努力反思的則是這些理論如何才能為面向中國語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值得借鑒的理論視角。那么，如何才能展開“面向中國語境的文化研究”呢？在作者看來，需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其一為單一性引介西方文化研究某一流派，并以此片面的理論資源為圭皋解讀中國文化現象；其二為無視中國語境，不經轉換而生吞活剝地搬用西方理論分析中國文化現象，以致犧牲中國地方性事實、造成批判語境的錯位。第一種錯誤傾向在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界主要表現在對法蘭克福學派過度依從，可以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已經相當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大眾文化的研究面貌。然而這種單一的引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解析中國文化現象，不僅一定程度上脫離中國現實語境，而且也不能為我們分析中國文化問題提供更全面的理論視角。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界，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具有強烈的互補關系，所以，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領域在引入法蘭克福學派關于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的同時，顯然還需要進一步引入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只有這樣，才可能對于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現象有比較全面的分析和理解。陳立旭教授正是從彌補這一理論缺陷出發，積極引入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費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以期矯正法蘭克福學派對中國理論界的單一影響，從而使中國的文化研究界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并對原來的研究思路和敘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至于第二種錯誤傾向即批判語境錯位的問題，作者在整部書中不停地展開反思和追問。近代以來，整個中國的理論界就面臨著引介西方理論的困境，這種困境集中表現在：這些引自西方的理論或思想如何與中國語境、中國實情、中國的地方性實證經驗相結合并貼切入微地分析中國現實問題？這一問題解決與否關系著一種來自西方的理論是否真正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對于這一問題，《重估大眾的文化創造力》的作者陳立旭教授始終保持著清醒的反思意識。他一方面認為，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國本土化的大眾文化理論不可能在自外于其他國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礎上有所建樹，另一方面，他又認為，脫離中國語境、照搬照抄、生吞活剝式地、不經轉化地運用西方的某一理論分析中國的現實也必然是錯誤的。那么，如何真正切實有效地展開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呢？作者的理論探索告訴我們，出路只能是：對諸多引介的西方理論展開全面深刻的反思，并立足中國現實進行面向中國語境的大眾文化研究。總之，《重估大眾的文化創造力》一書不僅為我們反思如何研究中國文化現象提供了一個契機，也為我們展開面向中國語境的大眾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