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為主體的比較文學對主客體的比較文學的反思

(一)主體哲學和互為主體哲學:哲學認識論的試驗場

二十世紀文化哲學的偉大成果之一，是宣告了私人語言的破滅，肯定了人的交互活動即互為主體的優先權，表明西方近代自笛卡爾以來帶有鮮明唯我論色彩的主體哲學，已經轉向到關注主體間的交互活動的互為主體哲學。唯我論以決定論的知識論姿態，局限于主體對客體的外在操作活動，使主體以客觀認識的名義凌駕于一切外在于主體的客體之上，人為規定了主體對客體的認識的內容和方向，在否定了客體的主體性的同時，也否定了主體間認知與交流的可能性，喪失了主體的體驗和信念的普遍有效性。互為主體的跨文化認識模式，顯然是比較文學的理想狀態。學術史上的比較文學卻往往成為文化圈文化實力的外在表征，體現為文化代言人的話語權及其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話語操作，其客觀性往往掩蓋在我族文化決定論中，而將他族文化作為我族文化的例證。如作為比較文學創始人的法國比較文學，要求其比較文學證明的是十九世紀中期法蘭西強勢文化之與其他歐美國家文化的影響源頭。如二十世紀中期美利堅強勢文化時期的美國比較文學，要求演繹的是歐美文化的絕對理念之于世界多民族文化的普適性。因而這種研究主體認定的研究對象的客觀性，不過是研究主體泯滅文化客體的客觀性的主觀的比較文學，因而也是是單向主體的比較文學。當跨文化領域的解釋問題，隨著文化強勢話語的轉變而扭轉解釋立場時，東方中國在二十一世紀轉折期，伴隨著民族話語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上升，強力扭轉了以我———他為表征的不平等比較模式，為以我———我或我———你為表征的平等對話模式，發出了中國比較文學在國際比較文學中的聲音。以文化權力的視角觀照比較文學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解釋模式不僅掩蓋在民族強勢話語之中，而且還被誤認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當然模式。這種現象在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概論中，就是以法國比較文學和美國比較文學作為想當然的影響研究模式和平行研究模式，卻喪失了對其內在成因和學理弊端的知識反思。依照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交往理性不再被歸諸單個主體或國家—社會層次上的宏觀主體;相反，使交往理性成為可能的，是把諸多互動主體連成一體、為諸多生活形式賦予結構的語言媒介。經典、文化、思想乃是我們這個時代重建共識的基本資源，對其解釋和應用不僅應當慎思明辨，還應真誠參與建立文化共識的對話，否則自說自話的經典解讀與文化傳播也就不具備建立共識的價值。以文化哲學作為理論背景，以文化權力論作為反思工具，趙小琪建構了他的北京大學新版教材《比較文學教程》的核心理論。

(二)互為主體論的比較文學

互為主體哲學運用到比較文學中，就先在地預設了一個文化權力批判的方法論背景。如果說哲學作為元哲學，是學術話語無國界的元敘述的話;那么，汲取和融會了互為主體以及和而不同的東西方兩種元敘事的比較文學，也是建構元敘述的普適文學理論的必由之路。因此趙小琪認為，重視主體性向重視主體間性的轉變，既是比較文學主體觀的重大變革，也是比較文學發展的內在需要。趙小琪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就是以互為主體理論為核心，高屋建瓴地建構了比較文學的學理體系。如果說文化圈、作為文化圈代表的研究者以及研究對象三個方面，分別作為文化主體、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主體的話，在跨文化解釋中則依次形成了文化圈互為主體，研究主體互為主體，研究對象互為主體，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等幾個互為主體關系;在比較文學對象上則具體構成了事實關系、價值關系、科際關系、詩學關系、批評理論關系等幾個方面。這就在比較文學性質和研究對象兩個學科主要問題上，構成了對傳統比較文學原理系統的整體改造，并對比較文學的基本概念、術語、原理進行了一體化勾連。

二、理想狀態的比較文學對傳統狀態的比較文學的顛覆

(一)批評與比較的互文互證

在比較研究已經擺脫了知識啟蒙，而試圖關注知識自覺的時候，比較文學開始不適合擔當人文學科的比較研究的唯一名號。而批評理論，卻愈來愈顯示出其適應了理論在先、批評在前、基礎材料在后等三項理論批評學科的必要條件。它可以不以文學為主要討論對象，但卻以存在于人類多種領域的符號為主要討論對象，僅以比較文學來稱之，顯然抹殺了其外在特征的廣泛包容性;但僅就人類多樣性符號也同時具有的隱喻性而言，它也體現了文學的本質特性。在這個意義上，比較文學與批評理論遂成為可以互文、互代、互證的兩大學科稱呼。所以在學科命名上，西方大學建制仍然保持比較文學系的名稱，而在學術研究上，則以批評理論代而言之。趙小琪在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諸種關系研究中，特辟比較文學與批評理論的關系一章，其意義正在于指出從法國和美國的非理想狀態的比較文學、到中國的理想狀態的比較文學、再到國際比較文學的當發表展現狀，這一比較文學的潮流和動向。顯然，作為新世紀的創新性教材，比較文學教程不應只是敘述已有的學術事實，對未來的學術動向也應作出必要的展望，而這與編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也是分不開的。

(二)理想狀態的比較文學

由這種互為主體的比較文學核心觀念出發，構成了比較文學的理想狀態。而比較文學的理想狀態又形成了對傳統比較文學章節的全面顛覆。傳統比較文學原理在比較文學的性質一章后，往往就是對傳統比較文學研究的歷史樣式的次序羅列，在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的三十年中，大部分比較文學原理都被這種現象和做法堆積，并且在批評理論已對文學研究形成沖擊和革新的形勢下，還煞有介事地祭出固守“文學性”的阻擊大旗，常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比較詩學，諸種為建構次序，而以理論作為核心線索的建構則幾欲告缺。互為主體的比較文學否定了主客體影響論，變法國對于歐美國家的文化殖民的主/仆關系，或影響的主動/被動關系，轉變為存在普遍性聯系的跨文化文學的互為影響關系和互為接受關系。平行研究的首倡者美國的歐美中心主義觀念，曾經想當然地妄作從未有過事實性影響關系的跨文化圈文學對象之間的形而上詩學目的地，互為主體的比較文學則顛覆了這種以普遍主義現身的大國文化沙文主義，并將這種同時攜載作為時代主潮的后殖民主義引入比較文學，使文化差異性也有可能和必要成為時代主潮領跑的源頭，有可能成為作為他者的主體。跨學科研究以最近二十年的批評理論為代表，廣泛地超越了文學話語;作為符號話語，甚至是政治、經濟話語的批評理論，否定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比較文學界固守“文學性”的保守勢力，使在西方風起云涌的批評理論在中國被稱為泛文化研究，使跨學科研究超越性地、肆無忌憚地跨越了文學的傳統研究領域，并與超越了狹義的范疇比較的廣義比較詩學合二為一，大大地增加了文學研究的理論性、思想性、革命性，及其對世界社會科學的影響力。與此相比，傳統的文學研究、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仿佛沉淪于故紙堆一般，固守于本科的事實關系和審美價值，并自美其名曰“文學性”，迷失了人文社會科學諸種學科之間本來具有的廣泛聯系性。滲透批評理論精髓的跨學科研究和廣義比較詩學，使傳統文人解放出自己曾經久被束縛的視野和雄心，將偏狹的局部理論升級為全局理論，將自己的傳統文人身份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這也是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左派開始聲名顯赫的原因，其中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左派，其本來的文化身份就是文學學者。所以，教程中的跨學科研究、比較詩學、以及文學與其他文化理論的關系等三章，雖然命名方式有所區別，但是其中貫穿的現代比較文學批評動向，卻是一致地指向了包羅萬象而絕不以文學、詩學、審美為唯一的批評理論。

三、比較文學的現實性、發展性和包容性

(一)批評理論的現實性和比較文學的危機論

批評理論關注于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現實，在世紀轉折之際，也引發了對批評理論的現實性取向的有效性的質疑。是繼續更多地關注文學的現實性批評，還是重新回到古典的知識性批評，這一有關批評理論的現實性多寡之爭，導致了批評理論的式微論，也間接引發了比較文學的自我危機論。比較文學成為一個學科的一百多年來，始終沒有擺脫學科的合法化爭議，可以說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危機論，始終是在與比較文學的實踐并行共存的。所以，有關比較文學的理論批評始終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空話，同樣貫穿著來自于實踐的另類觀照。任何一個學科的誕生、存在、發展、轉向，都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俗成的現實性和實踐性，約定的規定性和理論性，共同決定著一個學科的走向。文學對象的變化，決定著文學學的理論形態的變化。美學從形而上學的美的本質討論，轉向審美活動和審美對象的描述。影視藝術的多媒體動態，絲毫改變不了、甚至更加強有力地證明了，文學文本的原創力的不可或缺、以及文字形象的多義性遠遠大于影視藝術，而文學文本和文字形象對人類的智力、審美能力都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選項。形象學的異國形象研究，引申為批評理論中的關鍵詞研究、后殖民研究、理論旅行研究。譯介學的風行，在第一手實踐領域還原了跨文化的原生態，最符合現代國家在文化層面的實際樣式，無怪乎比較文學也迅速將其網羅其中。文化理論的多樣化形態，揭示了步入現代化進程的文化國家的符號的多樣性、多義性和多側面。批評理論對于現實的多側面的觀照，說明的并非是批評理論對于現實的直接影響力多么無力，而是說明了文學與現實的多側面的聯系原來是文學的生命力所在。也可以說，文學本來就具有的現實性，在批評理論中得到了全面有力的展示和揭露，而此前的文學理論，僅僅像一塊少女蒙面的紗巾，死活不肯對外人展露出本來的真容，而這真容對于作為娘家人的文學研究者來說，原來是最熟悉不過的。理論家述說的批評理論的無能，只是在于批評理論與另類現實力量之間的對比關系，一個在于直接從事，一個在于必然表達;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不能完全脫離意識形態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的影響，而作為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學科，其關注點和關注力度也有所不同。文學從來都不是直接影響現實的，它也只是對現實起著潛移默化的審美功能。比較文學的稱呼也在比較文學實踐的多樣性發展中不斷確證自己的特性和合法性。當現實要求什么樣的文學的時候，比較文學也就呈現什么樣的形態，比較文學理論也就要隨時跟上這種形態，并指引這種形態的動向。從單一關系的比較文學、到同一關系的比較文學、到多元差異性關系的比較文學，這些種種關涉現實實踐的比較文學或理想形態中的互為主體的比較文學，正是俗成的現實中的比較文學、到約定的理論中的比較文學、再到理想中的比較文學，這樣一個歷史的動態的學科發展歷程的體現形式。與傳統文學批評不同的僅僅在于:傳統文學批評面對的是單純文化圈中的文學現象，比較文學面對的是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文學現象。

(二)一個給定的學科

從中還可以看到，比較的稱呼的確是一個容易引起歧義的語詞，比較的意義只能從發展中來定義。前期和中期的比較文學，確實難以以比較來定義，比較的不確定性已經被比較結果的確定性所顛覆，比較的結果早已先驗地存在于比較的過程，這種比較除了文獻的累積以外，并不具有本應該具有的或然性、典型性、啟發性、理論性、必然性等學術特征。應該說，后殖民時代的比較才第一次開啟了語詞本身包含的不確定性結果。而理想狀態的比較又展示了語詞另外承載的人類寓意。與其說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是客觀的，不如說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是給定的，其中滲透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體力量。或者說比較文學更是一個主觀學科，其包容性和發展性，恰恰反證了比較文學的長盛不衰和屢屢生發的危機、爭吵不休的理論現實和實踐現實，這些又恰恰都是作為廣義符號的文學的本質體現。西方比較文學不斷發出的比較文學之死的呼聲，批評理論在文學系難以找到落腳點的自責，中國比較文學固守文學性的短見，都是近二十年來比較文學的公案。然而比較文學畢竟顯示出狹義的比較已不能阻擋比較文學對于廣義符號的取向，比較文學不僅僅是文學比較，還是廣義的符號研究;比較詩學不僅僅是范疇比較，還是廣義的批評理論。可以說，比較文學為當代人文學科的某些難以一時歸類的比較研究，找到了一個暫時的棲身之地，這是它作為當代現實批評學科，而不僅僅是學術史研究的最大功勞。可喜的是，《比較文學教程》就在比較文學與其他批評理論一章，以及比較詩學一章中，貫穿了這種客觀的比較文學發展觀。

四、論理適度、體例新穎的好教材

《比較文學教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牽頭，由武漢大學趙小琪教授主編，由諸多高校學者共同撰稿，是一部高等院校中文專業創新性學習教材。中國合編教材風氣來源于蘇聯時期，其人文社科類教材往往采取合編的方式，也許這一來體現出社會主義協作辦大事的優越性，二來避免了個人獨編教材掛一漏萬的危險性。可以看出，這種合編方式也是社會主義社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普遍征象。中國新時期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思想的解放;獨立的思想，自由的學術，經過百年的變遷，終于成就了新時期中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不過表現在教科書上，還是體現出合編較多的現象。合編教材的主要缺陷大致有二個，一是教材的核心思想難以得到全體撰稿人員的貫徹，二是語言和論述風格難以得到主編的統一。然而最近乍一讀到還散發著墨香的趙小琪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的北京大學版本，筆者不由得完全打消了如上的念頭。該教程一來核心思想明確，兼備撰寫風格統一，二來體例創新，完全沒有統編教材的慣常弊病，反而顯示出鮮明的個性來。筆者以為本教程具有兩個主要特色和優勢。

(一)理論優勢:理論的個性和包容性

在多人撰稿的情況下，理論的勾連是合著教材最大的問題。教程主編趙小琪，編委劉圣鵬、劉耘華、陳希、鄒建軍等五人，全部為四十歲左右的年齡的教授，多為文學史，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等二級學科的專業學者，雖學術各有專攻，但均在理論和批評兩個領域發展，在說理和案例分析上都具有質量上的保證，在學術思想上亦有不謀而合之處，這種編委會成員和撰稿人員的學術思想的一致性，也是保證合著類教材保持說理和敘述的一致性的前提。本教程的一個特色是適中的核心理論與特色理論的適度搭配，適當汲取相關比較文學理論的有效之處，如楊乃喬的主體定位論，方漢文的比較作為本體的主客體辨證論，李衍柱的主體間性論;適當參照強調同一性或差異性的比較文學理論，如臺灣的互闡法的中國學派論，樂黛云的和而不同論，曹順慶的跨文明論，劉圣鵬的差異性論;如上各種比較文學理論與趙小琪的互為主體論適度搭配，不特別推崇或者偏向哪種說法。在導論類教材的編撰原則上，向來存在著兩種做法，一種是強調個性化，一種是強調適度寬松略有特色。個性化導論論理過于特色化，使眾多的其他個性化論理成為排斥的對象，相對減少了對個性化論理的寬容度;而寬適的論理則在差異理論的基礎上，適度容納了多樣化的論理，相對增加了對個性化論理的寬容度;應該說本教程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優異。這應該也是本教程的論理優勢，平易但涵蓋性更強的互為主體作為核心理論，給多樣化的論理提供了合作空間。另外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比較文學復興三十年來的比較文學教材，大多是從學術史出發，說明的恰好是比較文學的基本學理的欠缺，沒有從學理出發，而只好以比較文學各個學術研究風潮的照搬作為比較文學的原理。這種以學術史的疊加作為比較文學原理的做法，在東西學術史上殊為罕見。趙小琪版《比較文學教程》則在基本理論和具體理論建構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無愧于比較文學理論的名號。

(二)體例優勢:體例的新穎性和知識的擴展性

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三十年，有關概論類書籍中，能夠做到體例創新與現代大學教學模式接軌，理論與批評協調，傳統學術史和最新學術話語結合，授課與自學搭配，本科普及選本與研究生深入研修合一，必讀書點評坐標與參考書一覽互動，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同構，學科理論與學科建構連接，諸種特點融為一體的教材，以我來看，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為此，我向全國并國際文學系和比較文學界鄭重推薦。中國新時期三十年，也是比較文學教材出版發行的旺盛時期。然而，陪伴著那些尚以熱烈的學術熱情點燃求知之火的普及型教材的，卻大半是人云亦云，既無學術創建，且無知識創新的充數型教材，它們的目的在于變異成不再是傳播知識，而主要是為相關學校、學院、集體、個人謀取獎評錢酬的方便之道。在這種嚴峻的學術逆流之間，趙小琪教授及其《比較文學教程》、及其所在叢書的武漢大學文學院其他學科學術同仁的《高等學校中文專業創新性學習系列教材》諸種教程、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暨艾英編輯的慧眼識珠，就顯示出其嚴肅的學術示范意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