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專制高壓的政治統治

明代政治上的專制主義更甚于前，皇權空前強化，這是吳門畫派形成的外部政治環境。為了實現皇權的高度集中，明太祖朱元璋認為首先要制約和打擊的就是不利于他實行專制統治的士大夫階層，對百姓和官員實行特務統治，并對官員實行“廷杖”，使士人斯文掃地。與此同時，朱元璋因對蘇州文人曾經幫助張士誠一事耿耿于懷，對江南一帶尤其對蘇州課以重稅，還長時間不錄用蘇州一帶的士人。不僅如此，還大量屠殺文人，對蘇州畫家尤甚。[1]570靖難之役后，永樂皇帝誅方孝孺十族，威懾江南士子。盡管洪武、永樂之后專制統治略有寬松，但是政治高壓仍然存在。到了吳門畫派出現時，雖然情況有所改變，但相距不過幾十年光景，斧鉞之聲尚余音未絕。[2]34所以相當多的蘇州士大夫文人都是“心有余悸”，他們絕意仕途，潔身自好，遠離官場，堅守著士大夫的稟賦和獨立的人格，將才華寄情于山水詩畫，使得隱逸的文人、畫家越來越多，相互唱和，并逐漸形成一個由風格相似、情趣相投的士大夫階層組成的吳中文人群體。這些人中的部分畫家繼承了元代文人畫的風格，最后出現了“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及以他們為代表的“吳門畫派”。

二、尚文重教的文化傳統

以蘇州為中心的吳文化在歷史上經過了一個由“好劍尚武”到“習儒尚禮”的漫長過程。春秋戰國乃至秦漢時期，吳人尚武好勇，故《漢書地理志》記載：“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①東晉滅亡后，大量的北方官僚地主南渡。在南遷的人群中，有相當一批是文人學士，如王充、嚴子陵、王羲之等，使得江南崇文之風日漸濃厚。加上皇家對文化的重視，促使全社會習文之風大盛。南北朝時期，連年戰亂，南方相對安定一些，更有大批文人薈萃江南，他們的到來，促進了江南文化空氣的活躍與濃厚，形成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壯觀景象，促使江南世風由尚武走向崇文。同時，一些文人學士受玄學思潮的影響，從關心時務、入仕參政之路走向歸隱自然，交友習文。唐宋以降，蘇州從官方到民間都重視辦學，如北宋年間范仲淹就在蘇州創建府學，影響深遠。此后，在蘇州的官吏名儒、仁人志士，都曾在蘇州一帶興學辦學，發展教育。他們創辦了眾多的義塾、社學、書院、縣學、府學等多層次的教育場所，培養人才。故自東晉南朝以來，江南的風尚已有所改變，至明清時期，蘇州地區人群的個性變得柔軟而睿智了，尚禮重文之風已取代了尚武之風，可謂文風鼎盛。好學尚文的風氣對蘇州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吳門畫派形成的人才基礎和文化內因。首先，培養了大量的文人，成為吳門畫派形成的人才基礎。表現最為突出的便是蘇州被譽為“狀元之鄉”。自宋至清末，蘇州地區共出文狀元45名，占總數的7.55%。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記載，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至明崇禎十六年（1643）前后272年間，全國共錄取狀元90名，而蘇州府出的狀元占全國狀元總數的8.89%。[2]同時，加上明代中后期歸隱風氣已經十分稀淡，科舉不中的讀書之人又不甘此生，總要做出一番事業來，還要爭取生存之道，詩文書畫便成了抒發心志的良好途徑，賣文鬻畫成為常例，于是文人、畫人激增，這為吳門畫派的產生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礎。其次，促進和延續了文化家族的傳承，成為吳門畫派形成的關系與情感紐帶。三國東吳時期，吳地的顧、陸、朱、張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家族。唐宋以來，在文化氛圍濃重的吳地，以及重視家教師承的文化網絡中，這種表現更為突出，兢兢業業、發奮圖強的心理壓力，刺激著眾多文化世家的子弟，使這種文化家族得以代代相傳，綿延不斷。隨著家族的擴大、繁衍，不斷派生、演變出新的文化群體、文化世家。這種文化家族的傳承和延續，使得吳中文人們有較為相近的性情愛好、個性氣質，較為接近的人生理想，成為相互交往維系情感的天然紐帶，易于使他們發生較為密切的聯系，逐漸形成一個文人團體，演化成一個文藝流派。以書畫為例，元代著名書畫家兼詩人趙孟頫，其妻管道升，子趙雍均擅書畫，有“繪畫世家”之稱，其外甥王蒙，亦精于詩畫，為“元四家”之一。如沈周一支，沈周為吳門畫派的創始人，他的成就與其家學淵源不無關系。沈氏是典型的文化世家，沈周的祖父沈澄、父沈恒、伯父沈員、弟沈召、長子沈云鵬、孫沈湄榮等無不精通詩文書畫，自其祖父到其孫，一門五代，相承相繼。沈周的弟子文徵明一家也是流寓江南的文化家族中的一個典型。文徵明之父文林與沈周相交甚厚，文徵明與其兄文奎均以沈為師。這些關系紐帶無形中促進了吳門畫派的形成。再次，促進蘇州文人形成崇尚自然性靈的精神境界，為吳門畫派的誕生提供了精神與藝術創作的共同出發點。蘇州文人向往自然環境，崇尚解放性靈的人格精神和人文精神，帶動了獨立、自由、閑適、浪漫甚至唯美的生活藝術和情調。這在被稱為“中國文化四絕”之一的中國古典園林中得到體現。蘇州園林的粉墻黛瓦、回廊漏窗等，須彌納芥，集中體現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這和小橋流水的景色結合在一起，不僅使蘇州成為陶冶人之性情、孕育人之幽情的雅境，而且更加確定了吳地文化特征和其特定的藝術走向。而蘇州園林的興盛和吳門畫派的形成有一定關系。吳門畫派中的許多人都直接參與了造園活動，如沈周、文徵明、唐寅、周天球、劉玨、楊維楨、范允臨、董其昌等書畫家都構有私園。并且，文徵明繪拙政園圖，沈周繪壑舟園圖，文伯仁繪石湖草堂圖等。[1]577園林是立體的畫，寫意園林和寫意山水畫的創作原理和風格是一脈相承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也曾說中國園林“是一種繪畫”①。這都說明了園林有如繪畫般的意境美。毫無疑問，蘇州園林的興盛必定會促進吳門畫派的進一步發展。

三、活躍的商品經濟和市民階層與文化的興起

任何一種文化，從其存在的特定地域來說，社會經濟基礎是其形成的物質根據，是內因；其他各種文化的積極因素的影響是外因，是條件。后者只可能通過前者起作用。[3]至明代中期,商品經濟較前代更加活躍。蘇州城內商鋪鱗次櫛比，車水馬龍，一派繁忙景象。蘇州已成為全國舉足輕重的經濟重鎮和東南一大都會。[4]這是吳門畫派產生和興起的經濟基礎，也是直接原因。首先，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吳門畫派的出現提供了良好的物質保障。明中葉，蘇州的已逐漸脫離小農業，成為獨立的重要的行業，且規模宏大。其中自然不乏善于使用綾綢裝裱的工人和畫商，產業鏈日益完整。就繪畫所用的紙張而言，明代造紙業的發展已經達到手工業的高峰，其時各地紙張經著色和加工后制成的各式各樣的精美成品，流入蘇州，筆與墨的情況亦如此，這皆為吳門畫派的藝術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質保障。其次，市民階層和市民文化的興起促進了繪畫市場的興盛，加快了吳門畫派的形成。商人本為四民之末，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意識悄然改變，商人形象大為改觀，當時的儒生、官員不惜易儒、棄官經商的例子俯拾皆是，出現了文人、仕官商人化的現象。而商人們為附庸風雅、裝點門面、提高品位，對書籍、書法、繪畫作品不吝千金購買，出現了商人文人化的現象。這為書法繪畫市場提供了大量的需求。而蘇州許多文人畫家，迫于生計，公開開列潤格,出賣自己的詩文字畫。“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也概莫能外。沈周因家訓未仕,唐寅是仕途失意,仇英終生為畫工,只有文徵明在54歲時被授予“翰林院待詔”之職,但四年后稍不如意即辭官退隱。他們為了生計,也需要賣畫。“吳門四家”之首沈周曾遇“販夫牧豎”來索,也“不見難色”,劉邦彥戲曰：“送紙敲門索畫頻,僧樓無處避紅塵。東舊要了南游債,須化金仙百億身。”①據史料記載，仇英當時賣畫價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間，而出身于商賈之家，號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唐寅也是“閑來寫幅丹青賣”。②文徵明直接參與書畫經濟的信息，在《文徵明集》許多小簡中明顯地傳遞出來，他給學生朱郎的書簡寫道：“扇骨八把，每把裝面銀三分，共該二錢四分。又空面十個，煩裝骨，該銀四分，共奉銀三錢，煩就與干當干當。徵明奉白子郎足下。”③稍后的浙江烏程人凌濛初著的“二拍”中也有關于蘇州書畫市場交易的描寫。由此可見,一個能提供不同層次需求的書畫藝術市場在明代的蘇州已十分繁榮了。可見，蘇州作為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經濟上的繁榮導致了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形成了極大的帶有市民趣味的藝術市場，繪畫的商品化成為大勢所趨，藝術市場更是急需一種摒棄粗野的雅俗藝術。于是，文學藝術開始從貴族沙龍逐漸轉移到市民化的市場中，這為以文靜細膩畫風著稱的沈、文以及非正統文人的畫家唐、仇提供了一個藝術發展的空間，形成了中國繪畫史上著名的“吳門四家”。

四、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

一個藝術流派的成熟，與其所處的地域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吳門畫派正是在蘇州這塊肥沃的土地上茁壯成長起來的。蘇州自古以來即為“魚米之鄉”，北臨長江，西連太湖，京杭大運河貫穿南北，氣候溫和，水量豐沛，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物產豐饒，山、水、路、橋錯落有致，十分適宜農耕與居住。絕美的山水田園風光與豐富的物產孕育了眾多的文人名士，繼而又成為歷代文人畫家的創作對象與素材。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寫道：“江南地潤無塵，人多精藝，三吳之跡，八絕之名，逸少右軍，長康散騎，書畫之能，其來尚矣。”④何琦先生也認為：“南宋至明清藝術活動重心在南方的活動主要以山水畫為主，而師法造化的山水畫又必然與南方地域的地理環境產生聯系。”⑤蘇州優越的地理環境，也促進了民俗民風中“吳趣”地域風格的形成，如吳儂軟語、民居建筑、蘇幫菜肴、風俗民情等。詩人吳偉業曾在《江南好》18首詞作中，一一吟詠了吳中的山水寺廟、造園疊石、畫舫歌船、詩畫博古、花木盆栽、架鳥蟲魚、茶坊酒肆、管弦歌曲、機絲織錦、刺繡緙絲、髹漆螺鈿等等，似乎都在表現這種“吳趣”。[1]567這種“吳趣”體現在繪畫上就是“文人畫”，繼而成為“吳門畫派”的主要風格。可見，蘇州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吳中藝術家提供了優裕的創作條件，不僅為畫師們提供了別具審美特征的素材和題材，而且更影響著畫家人格、畫派風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