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昆、陳弢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歷史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其根本的基石就是歷史學自身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歷史學的科學性一直是以自然科學的科學性為依托，以同樣按照自然科學模式建構的社會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來加固。”[1]但是，上世紀60、70年代以來，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人文學科特別是歷史學科的“客觀中立性”進行了猛烈地解構和挑戰。

一、歷史學的客觀性

沃爾什曾經將歷史學的客觀性稱之為“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最重要的而又是最棘手”[2]的問題。王學典在《述往知來》也說道，“歷史學中的客觀性是個彈性概念，具有量的而不是質的屬性”[3]。在《歷史哲學———導論》一書中，沃爾什認為所謂的歷史客觀性就是“每一個進行認真調查研究的人都必定會加以接受”[4]的東西。沃爾什對歷史客觀性的看法是以他對什么是歷史事實的認證為基礎的。而歷史學的客觀性概念，實際上借助于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客觀性的重要條件，乃是人們的普遍同意。”[5]我們永遠無法要求歷史學像自然科學一樣客觀———從同樣的材料或證據出發，按照嚴格的實驗操作或是推理過程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由于歷史具有流動性、易逝性和不可重復性，因而歷史的客觀性則比自然科學要復雜得多，如果以“人們的普遍同意”為尺度的話，歷史學簡直沒有客觀性可言。同時“，歷史資料的殘缺性、不完善性，歷史過程自身的未完成性”[6]，也使得歷史學的客觀性變得撲朔迷離。但歷史本身確確實實存在，不管我們是否知道及是否能夠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歷史學當然又有自己的客觀性制約。歷史學中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相比，只有在一種弱化了的次要的意義上才是可能的。

歷史學長期以來建立的“客觀性”、“求真”的形象，雖然具有真實可信的內核，但從總體上看，其實只是一種在追求客觀性的強烈意志支配下的主觀愿望，只是一個被夸大了的關于客觀性的神話。“由于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和認識的主觀性貫穿于歷史研究工作的始終”[7]，歷史學的客觀性只能是相對于約束主觀性的程度而言。“歷史認知活動的媒介、主體和方法的客觀性，就決定了歷史認知活動的客觀性及其程度”[8]。“在最直接的意義上，客觀性即非主觀性”，“消除主觀性因素是歷史認識客觀性分析的基本思路”[9]。而要做到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在現在看來，是史學家學術良知的一種衡量尺度。同樣，我們對于歷史認識的客觀性也是從不同層面上考慮的，例如“歷史事實客觀性的要求”、“對歷史敘述客觀性的要求”、“對歷史解釋客觀性的要求”[10]。但是要做到以上幾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史學研究中，我們期待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觀性，進而我們在此之上探尋更高層次的主體性。

二、后現代主義對于歷史學客觀性的質疑

歷史學客觀性的基本保證就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由批判性的檢驗而確保史料的可靠；另一方面則是史學家要在研究過程中剔除個人的和主觀的因素，而保持嚴格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古往今來許多歷史學家都極力強調歷史學的客觀性，比如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傳世之作《歷史》中指出，“我的職責是把我所聽到的一切記錄下來，但我并沒有任何義務來相信每一件事情”[11]。

19世紀后期，法國史學家古朗治演講結束之后在聽眾的歡呼聲中說道:“請不要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們講話，而是歷史通過我的口在講話。”[12]可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在當代西方五花八門、流派紛呈的文化思潮中異軍突起，以其激烈的反傳統姿態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例如詹金斯曾說“:后現代主義并非一個統一的運動。而是應時勢的需要，貴族的、資產階級的和左派的理論家們，在諸多領域內所不得不進行的重新評價，其評價的基礎根植于更為寬廣的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變遷之中。”[13]“從本質上看，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激進主義的典型思維方式，是對現代主義的全面挑戰和反叛。”[14]他們抨擊歷史主義和其關注的重心———人，認為“歷史不是以直線形式展現，歷史要經歷變化無常的危機、混亂、中斷”[15]。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由作者本人主觀構造出來的。它取消了是否存在客觀現實以及歷史著作是否真實地再現了歷史現實的問題，而提出歷史學家的敘述文本就是現實。當我們只有通過語言的、符號的史料文本去理解、推斷歷史事件本身的時候，這恰恰是后現代主義學者質疑史學客觀性的根源所在。而這種質疑又可分解為三個方面：“一是強調歷史學知識背后的權力支配，揭示其意識形態特征；二是將歷史學等同于文學、藝術，根據其創作活動的特點，視之為一種語言游戲；三是將歷史文本化，貶低作者，抬升讀者，從而突出主觀解釋的意義。”[16]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詹金斯、懷特在內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家，“他們都不否認‘過去’的真實性，他們否認的是過去和對過去的敘述之間有任何的聯系。認為任何試圖揭示‘過去’真相的做法，都沒有認識論上的保證”[17]。因為歷史學家所要發現的東西，只是“某一過程的界限，某條曲線的轉折點，某種調動運動的位置，某一擺動的界限，某項功能的極限，某一循環因果性不規則的瞬間”[18]。

三、后現代主義為史學研究提供新思維

縱觀歷史學的發展，作為族類記憶和國家記憶的歷史在突破了神權限制之后得到了與其他科學一樣的學術地位。歷史學不再是耶穌基督的時間表，而是在科學的英雄主義引領下向著人性和理性前行的精神火炬。但就以美國歷史的編寫為例，實質上是存在一個建構歷史框架的思維指導，“美國人必須自創，即團結意識，一整套民族象征物、活躍起來的政治熱情”[19]。

正是因為這種既定的思維模式，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往往關注的是精英人物和主導人群，而很少關注普通的社會大眾，這讓人們誤以為歷史的編寫和推進沒有或者很少有客觀性。“后現代主義正是這一情景中西方文明內部反思的產物”[20]，“以對工業經濟時代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普遍價值體系與知識體系的全面解構和顛覆為特征”[21]。在后現代主義的浪潮中，歷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更加廣泛更加細致，洞悉了歷史背后隱藏著的權力關系，學術研究呈現出下移的趨勢，普通大眾的生活也進入了史學家的視野。同時后現代主義思潮也大大提升了讀者的地位，促使讀者透過文本尋找歷史背后的真實，從而突出了主觀解釋的意義。

其實“后現代主義最為核心和最為有價值的地方，或許不在它顛覆既存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更不在于它是否能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而在其批判精神”[22]。但這種批判精神并不能無限的放大，否則就會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陷入癲狂、無助、虛無的狀態。因而在批判的過程中需要掌握一個適當的尺度，例如“堅持史學研究中客觀性標準”，“在歷史研究中恰當運用史學工作者的主觀力量”，“把握好史學客觀性和主觀性二者的合理度”[23]。那我們就來到了最后一個問題“：歷史是否有一個最后的邊界和限度”[24]。在我看來，后現代歷史學應該承認的這個最后的邊界和限度是———歷史學并不是“任意虛構”。由于人類目前的認知條件和能力，“純粹客觀的歷史認知只是一個神話”[25]，所以歷史學的客觀性其實處于一種彈性狀態中，它有一個伸縮范圍。但是“人類社會有尋求真實、了解真相的愿望，這正是歷史學存在的基礎”[26]。

從另一角度而言，不論后現代主義怎樣去摧毀現代史學的客觀性基礎，后現代主義還是有一個真實客觀的標準立于其背后。“后現代主義沒有給歷史研究提供成體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種批評的眼光、質疑的態度、開闊的視野以及對角度審視問題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應當積極關注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原因所在。”[27]最后它給我們提供了大寫歷史背景之下的小寫歷史的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