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翻譯的種類

（一）“我思”化為言語表達，“我”與“他”成為實際的談話對象正如金克木（1988）所說的：“我們每人每天都有對話，也就是總離不開翻譯，總是不斷地把別人的語言譯成自己的語言才能理解并回答。”這屬于外顯性的翻譯，而不足含意化的或蘊涵的翻譯，因而也可歸入“反翻譯”。言語表達在這種情況下暴露了精神的弱點，也就是影響到了“我”的獨立性和整體性——在外國文學翻譯中的“反翻澤”總是以“問答”，給子“他”以“我”的“他性”為指歸的。因此，不足“我”在吸收，而是語言的價值導向——意義交換在發揮作用，“他”成為中心，而“我”則依附于“他”的語言邏輯和意義設置，并且把這樣的設置視為“他”的實在的根本特色。精神的暴露在這里的危害性是，這種暴露消失在語言的邏輯程式和由此而來的意義的明確界限的表達之中。更為嚴重的是，語言和言語表達的意義固定了精神的活動范圍，甚至固化了精神本身。相對于“隱含”，相對于“我”來說，暴露即使能夠托小“我”的形態，但精神的損害和損失使“反翻澤”奪去了“我”的小心地位，從而使“我”客觀化為“他”，甚至有蛻變為“它”的可能性。

（二）“我思”既無法擺脫對話中“我”與“他”的對立狀態，又沒有設定語言向意義轉換時的目的性反翻譯中“我思”只以“世界”為其活動范圍，也就是完全封閉在文化生存的資源提供中，在外國文學翻譯中“。我思”推不出超越當下生存的種種限制的精神，其至把自身混同于或淹沒在“世界”的物質性中。“我思”無法把“我”設定為自身的源泉，而足讓“世界”的資源性和物質性代替自身運行的促動力。“我思”沒有返歸于“我”，而是把精神固化甚至融化于“世界”物化了的、非人性的物質性之中。精神不是促發物質對于人產生的活力，而是恰好相反，物質將精神同化。此類“反翻譯”，其傾向性是要將“精神”泯滅，使生存沉寂于僵化了的既存性之中；或者將“精神”視為物質的附庸，進而貶低精神轉化物質并促使“擬人化”和“人化”的自我提升的作用和功能。

（三）“我思”沉淪于語言的線性組合之中，“思”成為邏各斯之“思”，而不是生活世界或者生存之“思”反翻譯中，是把“我思”變做語言的囚徒，或者是把“精神”變做語言的奴隸；或者是，邏各斯所突出的理性成為“我思”的審判官，理性歸納出來的原則成為宣判“精神”有罪的法官。也可以說，“精神”的自由——開普勒說“如果人們想要認識真理，就必須具備一個自由的頭腦”——在理性所表現出來的“語言邏各斯”那里被界定、評判為放縱或思想的淫亂。這樣，思想的多重可能性被切割成混亂的代名詞。這樣的可能性，在理性法官的審判下，只能在語言保留下合乎邏輯的可能性。多重不斷被簡化，精神的“獨白”、“自由”有可能被規定為瘋狂和瘋癲者的囈語、癡夢。“我思”也用不著對自身進行反思，因為一切反思都會逸出理性厘定的范圍。這樣，語言成為有名無實的符號，而理性才是一切的主宰。它對“精神”行施法官的作用，對“我思”監察官一般提出訟訴，對“我”則執行法官令——監禁。“反翻譯”在這里不僅僅剝奪了“精神”的自由，而且最重要的是逼迫“我思”放棄任何可能的動并且強制性地將“我”規定為理性的臣民或附庸。

（四）“我思”僅僅融合于意境，把既得的意義更換為“我思”反翻譯中，追求意義，以及“我思”與既定的，傳統和其或陳舊僵死的意境的同化。在這里，“我思”被地域化——它由時間性的過程向空間性的地域靜化。意義的被追求，因此成為被追求的意義，而且是固定在意境之中的，甚至是附庸的意義。創新或原創淪落為模仿，仿效、甚至抄襲。這樣，“反翻譯”實質上取消了對意境的開拓功能、擴大作用。由于仿制代替了創造，“反翻譯”無法導致意義的新生或新生的意義的出現，因而等于取消了“我思”的原創性。以上四類“反翻譯”，或者由于暴露精神從而使“我思”成為表面的“現象”，或者命名“我思”成為自身的目的從而蛻變成“迷思”（myth），或者以理性作為一切的主宰、把精神當作需要校正甚至監管的、徘徊于正常或正當道路之外的流廣者，或者取締“我思”的可能性把意義視為語境中的已知之物——它們都同樣以犧牲“我”并以“我思”與其源泉分離和“精神”的迷失為代價。這樣，“反翻譯”的“無我”特征是其根本，以此為根基運行的任何轉化、轉變、變更都會因為其本身對精神的生命力的剝奪而導致生存境地——世界在“思想”中的固化——對“自我”的封閉。

二“、反翻譯”的功能

“隱翻譯”的存在形態不僅僅是“隱”，“反翻譯”的功能也不僅僅是“反”。重要的不是形態的隱顯或者功能方面的抵制與對抗，而是“我”的思想所為，“我思”的運行趨勢以及它們背后的“精神”在“世界”“語境”與“意境”一體化過程——這三者的整體合一或者本質同一總表現為思想的連續件運行過程中的綜合作用和應對力。“精神”不會局限于“世界”，“語境”的聯系，不會局限于它們的一體化的過程，也不會拘泥于三者中任意—項的封閉，而與此相反的“我思”對“精神”的揭示都會造成“反翻澤”——對本應透過語言及療語運用產生的意義所拓展的“世界”的認知反叛。“我思”定于一格，從而使“精神”形成對它本身實質的反動——“反精神”。“反翻譯消解‘我’對‘世界’的蘊涵成含意化的思想傾向，其根本危害就在于損傷、排斥或者甚至取消‘精神’的自由自在或自然而然，并且在根源處堵塞了‘我’對‘世界’的吸收從而對‘我’產生固化”。［2］如果說，蘊涵或含意化可以視力翻譯的隱含作用的發揮，可以視為這種隱含作用的生存及其意義的延展和擴大，那么“隱翻譯”便是對“我”的文化生成的一種積極的建設或建構，而“反翻譯”則是此類建設或建構的反動。

三、反翻譯的“化境”傾向

反翻譯的“化境”傾向總以“他者”為代價以保持“自我”的獨尊地位。“理性主義的那種以自身為中心，也總是這樣：試圖證明自己的言語是正確的，真實的，或者是真理性的，甚至就是真理”。［3］這樣，“聽眾”只能洗耳恭聽，似乎不需要去追問這樣的言語本身的可疑性。這意味著，理性主義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言說者自己；它只有一個看問題的視角，那就是“自我”將“他者”固定為對象的視角。說者自說，而且總是在自圓其說。一方面，講話的“自我”在它的自言自語的“獨角戲”或者獨白中，講說“他者”，論說別人；另一方面，“他者”也便只能以它的語言／理性為標準；那么，它的語言／理性也便成為“他者”的惟一存在條件——“自我”不講話，“他者”便似乎不復存在，以及惟一存在標準——“自我”不在講話中論述、言說“他者”“，他者”就不會成為“對象”。因此，由于“自我”總是在自圓其說，而且總是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它言語的“真理”性質，所以，它的言語便成為意義之源，或者說存在的意義的來源。在這里，“自我”由于具有惟一的賦予意義的能力而成為上帝或創造者、造物主，它的語言也就是“他者”的語言，但這種語言只是理性的尺度；它可以衡量除“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者，因為它們都要被固化為對象，并且被迫保持身為對象化的例子、養分和材料的性質直到最終消失。這樣，在“反翻譯”的物化構成中，“他者”不僅不具備人的品格，而且連它作為存在者的那種存在，也要在這樣的物化中化為烏有。與此同時，“自我”卻自以為吸收了充足的養分，因此已經變得十分強大，但實質上它早被自己的這種固化傾向推向一個極端：它成為“變中的不變者”，惟一的始源，惟有的原動力，而且保護著這樣的歸化一切的姿態，試圖使自己成為一切的創造者、意義賦予者以及標準的制定者。綜述所述，可以看出，在“反翻譯”當中，“自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系。在這里，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因為意義在人與人之間的“共在”在這里蕩然無存。也可以認為，單方面的、片面的、惟一的意義被突出出來，成為普遍性的意義，因此便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問題：“交流”只是以一方的永遠沉默以及另一方的永遠自白及自圓其說為其表現形式。在人成為物或被異化為物的情況下，這樣的“交流”只是物化的代名詞。換言之，在這里，“自我”不是主動異化或自“他者”轉化，而是保持“自我”既定的立場、極力轉化“他者”，或使“他者”在它的對象化中被物化。這樣，“自我”不僅沒有被“他者”所包容、吸收，恰恰相反，“自我”包容、吸收了“他者”，也就取消了“他者”的邊緣化，“他者”可能有的視野，以及“他者”可能引出的地域的擴大或空間的展開。這樣，精神被封閉在“自我”的既定性之中，而這樣的既定性總是以歷史的單一性或簡化為特征的。因為在這里，只可能存在一種聲音，也就只可能具有一種不斷簡化的歷史，“自我”不僅沒有開拓出它自身應有的新的空間、新的領域，而且它甚至沒有新的視角。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新的視野，以及這個視野中的新的、對它產生啟發、給它帶來新的意義的存在者——真正的人或真正的“他者”。